西迁精神，2021年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翌年，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交通大学西迁精神的重要缔造者彭康（1901—1968），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早年留学日本，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

历任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临沂）山东大学校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等。1952年出任交通大学校长，1955年组织交通大学西迁。

本文拟走近彭康的革命生涯，尤其是“把监狱变成学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筚路蓝缕创建华中建设大学的艰苦奋斗精神，一窥他从书生蝶变为大学校长的心路历程，侧重从读书的视角来了解彭康的为人、为学和为事，试图揭示彭康等在缔造“西迁精神”过程中的精神肌理。

“把监狱变成学校”

“左联”成立不久的1930年4月，中央文委委员、代理书记彭康意外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江苏省反省院。他和难友吴亮平、曹荻秋、周立波等人组织领导了难友们的学习活动和反抗运动。牢狱七载，于他而言，不过换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场。

中共中央党校原顾问吴亮平曾回忆道：“反动派做梦也想不到，监牢成了共产党人读书的学校。还不止是读了几本书哩。艰苦的狱中生活，复杂的斗争方式，这本身也是学校，使我们锻炼得意志更加坚强，头脑更加健全！”

在提篮桥监狱，彭康是难友们为反抗压迫而成立的组织——同难共济会的骨干成员，并与曹荻秋等四位同志一起，担负同难共济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不但努力争取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也着力于想方设法获取读书权利和千方百计开展学习活动。

读书学习，这在监狱中既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方式，也是着眼于未来的长远考虑。用彭康的话说，就是要“把监狱变成学校，变为学习的场所，学习与敌人作斗争，学习马列主义的知识，学习文化”。

在彭康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漫长的刑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学习和实践，使大家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在意志上得到淬炼，在文化修养方面得到发展，在磨难中永葆理想信念并得以不断成长。为此彭康与同志们付出了极其艰巨的努力。

监牢里暗无天日，信息封闭有如铁桶，在彭康入狱时，牢里只允许读一本书：圣经。但这绝不是共产党人要读的书，彭康和难友们决心改变这种局面。

在与狱方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1930年12月他领导大家开展了一场长达五天的绝食斗争，迫使狱方态度上有所松动，勉强同意在亲属探视时可以带一点书进来。

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何况带进的书往往被查扣。彭康和同志们又将目光转向可以争取的对象——印籍狱卒，也包括一些稍具同情心的英国人。

通过做大量的工作，在给那些看守狱卒一些甜头后，终于通过他们陆续买到一些书籍，其中就有多种开在单子上的马列著作，解了渴，也创造了大家共同读书的条件。

于无声处，西牢里从未有过的学习活动悄无声息地，但又是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与其他人相比，彭康在囚室里所能够阅读的图书是最多的。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次有几个讲德语的人造访西牢，可是狱方接待的人只会讲英语，彼此都很尴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来到彭康的囚室面前，于不经意中听到了彭康流利的德语，大为惊讶。

接下来的接待和参观自然就请彭康临时担任译员。狱方高层不禁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囚犯高看一眼，在夸奖之余送给他一本《新约全书》。但这根本不是彭康想看的。

不过这之后彭康请人带书就方便多了，其中一次就由律师带入八本哲学书籍。彭康囚室里的书最多时有二十本，数量之多在牢里是独一无二的。彭康后来回忆说，在刚进监狱时他对难友们暗中讲马克思主义只能凭脑子记忆，争取到读书权利后就可以系统地进行讲解了。

经过政治犯们的不断抗争，少量的书籍终于可以进入牢房了，但受到的限制极多。

事实上，虽然在这件事情上狱方有稍许松动，做了一点让步，而其戒备与防范却丝毫没有减少。他们一再威胁警告政治犯们，监牢里不管任何人，自己的书只能自己拿着，也只准自己一个人看，严禁传阅和彼此之间开展讨论，否则会施以重罚，也将没收书籍。

不过彭康和同志们对此自有应付办法，蜂窝般一个个紧挨的囚室不仅给了他们悄悄传阅书籍的条件，也能够使大家以“打电话”的方式进行秘密讨论交流。

“打电话”是狱中开展斗争的一种创举，就是中间囚室的同志紧贴着门口的铁栅栏小声读或小声讲，相邻两侧囚室的同志仔细听，默默记，并一句接一句地逐个房间传下去，让大家都能分享。这样做效果十分明显，但也必须小心谨慎。

用“打电话”这种方式彭康曾多次为难友们进行学习内容的辅导。他结合自己的学习研究，着重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普及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知识。

曹荻秋、吴亮平、韩托夫等其他几位同志也承担了类似的学习辅导任务，对马克思主义原著中一些论述和概念的辅导都深深印刻在大家的脑海里。

除了“打电话”，他们还充分利用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进行学习交流，虽然只能小声讲短短的几句话，但总能使大家有所收获。

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狱中同志很关心外面的形势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土地革命的开展，都有过热烈的讨论，澄清了不少问题。

在组织开展革命理论和时事政治学习的同时，彭康也经常鼓励大家读外语，学文化，涉猎历史文学等，在文化素质方面得到提高。狱中有些同志或因识字少读不了书，或是书籍没有办法传递过去，读不上书，那就通过“打电话”一句句地读下去，让大家都能得到学习机会。有的人正是通过这段坐牢打下了学习的基础，长了学问。牢房自此还真是变成了一座特殊的学校。

“彭康真叫人恼火!”

1935年2月，彭康由看守所押往江苏省反省院，亦即苏州反省院。

出于思想文化阵地争夺的需要，反省院要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学习的场所，关进去的人一律按文化程度编组，分别去学那些指定的东西。研究组是程度最高的，彭康和李初梨都编入这个组，继创造社之后再一次并肩开展斗争了。

“彭康在反省院时，常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成天看他的书。”在反省院，虽然所面对大都是院方强制读的那些东西，图书室充斥着宣扬三民主义、唯生主义的书刊资料，但披沙拣金，总会有一些进步书籍瞒过检查隐藏其中。另外，有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读物也在地下流传着。

作家李国文就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人关在苏州反省院号子里，偶然发现墙角夹缝处塞有东西，抠出一看，竟是一本拆为散页的《反杜林论》译本。这显然是前面的同志有意留下的。正是借助这些散页的暗中研读，此人在反省院的日子没有白熬，后来更成为研究《反杜林论》的专家。

彭康和李初梨在反省院里都是被时刻紧盯的，因此开展斗争必须讲策略。虽然无法公开去讲，但他们还是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为此辅导同被关押的青年同志学习外文。图书室有古典文献，他们也借此深入研究了传统文化，在反省院办的刊物上介绍老子、荀子，以古讽今，借以宣传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当时陈立夫为国民党思想理论张目的唯生论喧嚣一时，院方催逼彭康、李初梨就此写文章。彭康拖了一年才交差，所写的《唯生论和柏格森哲学》，实际上是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学说贬了陈立夫，这当然不是院方所期待的。李初梨索性一条条去驳唯生论。他们的这种表现加上平时明显不合作的态度令反省院十分恼火，找了个茬子把他们两个人禁闭起来，一关就是三个月。

反省院的核心任务是“训育”，训育主任这个角色很是吃重，例由中央党部擢拔委派。苏州反省院的训育主任梁莺受过高等教育，自诩有点水平，以反省院里的理论家自居，但是他对付不了彭康。也是很久以后的“文革”中，有人在牢里提审在押的梁莺，要他交代彭康当年的情况，他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彭康真叫人恼火!”他回忆道：他在反省人中有相当的威望。我们知道他的真名叫彭康，江西人，日本留学生，当时上海某大学的教授，创造社的成员，但是他自己一直拒绝交代，否认所检举的这些事实。因为他态度坚定，我们一直等待让他自己思想转变，但是他在反省期间一贯采取消极对立，平日很少说话，各种集会如演讲会、辩论会不肯发言，应做的笔记和日记等都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当时反省院压制彭康的办法除了关禁闭，就是硬生生拖着不放他出去。在反省院关押，表面上的规定是六个月一期，以此为限如肯表示“悔过”，或者被院方认为反省得好，那就可以出去获得自由。但事实上那些铁骨铮铮的人们又有哪个肯去低头“悔过”呢？彭康就是由于被院方看出毫无“悔过”之心而被一次次延期下来的。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已经进入了第五期的所谓“反省”，而他的被释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但是，隆隆炮声改变了这一切。七七事变发生后，战火急速蔓延。这时也恰逢我党利用国共合作抗日契机，大力营救关押在各地监狱、反省院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

消息传到苏州反省院，彭康立即带领大家开展了一场争取无条件释放的斗争。当时全院138名难友一致推举彭康等四名最有威信的同志出面谈判，经过13个日夜的唇枪舌剑，迫使院方做出让步。

但是狡猾的院方也抛出筹码，说是必须在履行了“拥护蒋委员长”的手续后才可以释放。院方让彭康写下这句话，然后人人签名。彭康写了，但他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个话就是说，我们拥护的是抗战的蒋介石，你蒋介石抗战到底我们才会拥护你，这与当时党中央的立场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彭康在这里再一次表现出他非同寻常的智慧。

新四军中的战士学者

成功脱狱后的彭康，迅速奔赴抗日前线。如同一名新四军战士那样，着军装，打裹腿，风尘仆仆骑马往返于工作途中，是彭康在华中根据地那几年间给人们留下的突出印象。但彭康又是一个以笔为剑，以讲台为阵地，具有学者风范的特殊战士。

钱杏邨（阿英）在日记中记述，他在彭康那里看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多达200余种，有许多是他自己从未经见的，由此可见华中局和彭康本人对舆情研究的广泛与深入之一斑。

在根据地那么多年，生活朴素、温文谦和的彭康是很能与干部战士打成一片的，但毕竟他身上还是有着与众不同的书卷气。他沉着镇静，笃笃定定，言语不多，但思维敏锐、思考深邃和出口成章可是出了名的。

他不管在多大的场合讲话、做报告，都用不着提前写稿子、临场念稿子，更不会请别人代笔为他做文章。他的一生都是如此。手中一根烟，桌上一页纸，他就坐在台上开始讲了。不长的讲话中既有上级精神，又有实际情况，既有深刻的理论阐述，又有生动鲜活的例子，听起来解渴，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平日里他也一直保持着学习和使用外文的习惯。当时在新四军里活跃着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罗生特医生，在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华中局、新四军的许多同志成为亲密战友，但能够与这位“华中白求恩”用流利德语交谈的，除了彭康就很难再有别人了。彭康不喜欢凑热闹，似乎总在那里静静地思考着什么，不过在参加集会活动时，他也会大大方方站起来唱一首外文歌曲。

成竹在胸的全局观念，精湛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日文造诣，曾使他在对敌谈判中游刃有余。1945年初，渐觉大势已去的华中日军，曾试图与新四军举行谈判以捞取某些便宜。虽然我方识破了对方诡计，但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去摸清虚实和表明立场。在谈判中，彭康一行警告日本人打消战后在中国留下一部分人马的幻想，也断然拒绝对方用物资换取新四军让步的企图。

抗战胜利前夕，彭康受命创建华中建设大学并兼任校长，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大学校长。

创建于1944年底的华中建设大学，虽然就在盱眙新铺华中党校的校址上，但是建设大学的办学宗旨，彭康讲得很明确：解放区的大学同其他的大学有其不同：一是培养造就能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升官发财的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人才；二是培养造就真正能替人民做事，能把人民事业推向前进，而不是造就混混沌沌的人才，因此我们的教学方针是学用一致！有些同学进过其他大学，但并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中又要重新学起。我们不浪费时间，因此我们要把这种方针贯彻到生活学习中去。

一年后在彭康调离，邓子恢（时任中央华中分局书记）接任校长时，这所新型大学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一个预科部的蓝图已经呼之欲出了。

为了办好学校，华中局特地将时任淮南区宣传部长、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劲夫调来协助彭康的工作。这已经是两人之间的第三次合作共事了。几十年后，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回顾难忘的建大生活。关于彭康，他说：在建设大学他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他是主要领导，他比我们老，我们年轻，他当兵早。我们之间相互尊重，处得比较融洽，关系比较好。

给我印象很深的，首先一个是他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忠于党的事业。他经过牢房里的考验、环境艰苦的战争考验，是很坚定的革命战士，从来没有任何消极做法，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为之奋斗并不断地学习，是位老布尔什维克。

第二条，他的理论修养好。他原来是学哲学的，他的日文、德文都很不错的，理论基础比较厚。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有很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他参加过许多实际工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理论的应用是结合实际的。当时他写的著作并不多，但是有很多讲话材料，事先不要很多准备就能很有条理地把问题阐述清楚，说明他的理论基础厚，不简单。

第三点，团结同志，平易近人。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从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到的，和彭康同志相处都很愉快，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这个愉快是在党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同志式友谊。

再就是彭康同志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虽然在不同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但都以共产主义战士，以革命者的风格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任何特殊化的地方，他的品德是很高尚的。尤其是他以后从事宣传工作、教育工作时间很长，这种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身教重于言教，要人家做的事情，自己要做到，不仅以理服人，更要以德服人，这是教育工作和思想工作干部一个最重要的和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你讲的道理是不错的，而自己不能身体力行的话，很难令人心悦诚服来接受你的道理。这方面彭康同志是堪称模范的。现在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就要提倡、学习这种精神。

张劲夫这段话既道出了彭康的一贯品格与为人，也揭示出一个事实：彭康作为战火中兴办的建设大学校长人选是不可多得的。

也正如当年建设大学的一名学生王大海所说：“这里的教师可谓集一时之俊杰，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姚耐，著名的文化人何峰、黄源，音乐家章枚，美术家胡考，名记者范长江、恽逸群……，而我们感到最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校长，是彭康同志。”

华中党校的艰苦是出了名的，华中建设大学在党校原址继之而起，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更多。建大首期几百名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满腔热忱地投奔到解放区大学来，眼前的景象却是连陌农田、破庙草屋，心中反差可想而知。当时建大除了配备有较强师资，许多方面都需要白手起家，有时上课就得散坐在村边的小树林里。就是几个月后建大迁至从日军手中夺回的淮阴城开展第二期招生，条件仍然是比较艰苦的。

但就是在这里，大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受到了革命斗争的熏陶，也学到了想学的东西。学校的五门普修课程：财政、文化、群众运动、行政学与治安学，都是从革命实际出发而开设的。彭康主讲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梅益、钱俊瑞、范长江、刘长胜等所作国内外形势报告，都非常受欢迎。集中了根据地精华的教师们的授课水平也很高，广泛开展的课内外讨论和深入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活动，从各方面促进了教学相长，提高了学员的思想政治水平。

华中建设大学的办学成绩引起了各方注意，美国《密勒氏评论》记者爱德华·罗尔波来校采访写成的题为《华中建设大学》的长篇报道里，将这所学校称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并重点介绍了彭康，讲他是在中国享有盛名的学者和“当了七年囚徒的校长”，他在学校津贴与学生一样，都是每月七元钱，而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陈毅将军也是每月只拿七元津贴。

报道写道，这所大学所实行的“上课与工作相交换的制度”，以及“彭校长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学习自由，在他的课程里没有任何的禁忌，而对于任何的问题都有充分的兴趣，可以使学习和讨论不受限制”，都是极具创意的教学方式，激起了年轻人浓厚的学习兴趣。

正因为如此，“我谈过话的学生，对这里斯巴达式的生活都是毫不畏怯的。他们有些来自南京，有些来自上海，他们出身于各种学校，从中学以至上海的大学，但他们说，他们本来就不打算生活得舒适，他们只希望找机会参加建设新的民主的中国。”

1946年3月2日《密勒氏评论》发表这篇文章后，延安《解放日报》4月6日即全文转载。

来源于《第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