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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彭氏家族:一门六进士
  •      在四川丹棱县的人口构成上,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彭姓是该县第一大姓。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清朝时,以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彭端淑为代表的彭氏家族,对丹棱彭姓繁衍昌盛的贡献应该放在第一位。

         这个彭氏家族,在清朝可谓文武全才,显赫一时,出尽风头。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三兄弟考中文进士,族人彭端笏、彭大力、彭承绪考中武进士,当时人称“彭氏一门六进士,文韬武略震京师”。此外,这个家族还出了文举人8个,其中包括一个解元,武举人13个,贡士22个。因学入仕者,难以准确计数,更别提因文治武功和治国有显著贡献而受封、赠、谥者了。一个家族文昌武盛到这种程度,在中国其他姓氏的名门望族中,也不多见。


         先辈学识渊博 致力教育儿子

         丹棱彭氏家族先祖,可追溯到唐朝的彭构云。彭构云的后裔彭嵩,因做官定居在金陵(今江苏南京)。传到彭文进时,时值元末。因天下大乱,战事连连,彭文进为避战祸,带着全家迁到湖北,后来又从湖北迁进四川。

         彭文进的两个弟弟中,彭荣卿落业在丹棱县西边30里的桑黄坝,以耕田种地为生。经过明朝200多年的漫长沉淀,彭氏家族不管在经济上,还是仕途上,都有了不小的成就。

         明末,彭氏家族中的彭万昆靠着军功,被封为怀远将军。怀远将军是一个武散官名,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职务,就是一个待遇,官阶为从三品,位列高级干部的级别。清朝初年,彭万昆出任简州(今简阳)判官。

         后来,彭万昆因战绩军功被任命为四川都督佥事(相当于副都督或都督助理,官阶为正二品)。不过,彭万昆拒绝了任命,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认为,官做得再高,都不如把子女教育好。只有子女有了出息,彭家才会持久昌盛下去。

         彭万昆下这个决定,应该是考虑了很久的,因为他有9个儿子。把9个儿子都教育好,培养成才,对彭万昆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比做官轻松。彭万昆做到了,他的9个儿子大多有出息,有的考中了举人,有的出任知县。其中,让彭万昆最骄傲的儿子是彭珣。

         彭珣,字璧,号三溪先生,康熙时的贡生。贡生是当时除科举考试外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的产物,挑选府、州、县的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进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毕业后分配工作。

         彭珣性格清雅,不愿与世俗合流,对做官什么的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做学问上,他最喜欢研究易学,而且研究得很深。彭珣有彭端洪、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彭端洋、彭大泽、彭端徵7个儿子,彭珣以父亲为楷模,放弃仕途,回家致力于培养和教育7个儿子。

         彭珣的岳父王庭诏是夹江人,进士出身,知识渊博,是夹江的名儒。彭珣在教育儿子中,王庭诏为他帮了不少忙,彭端淑等兄弟在学业上曾多次受到王庭诏的指点。

         辛勤的付出总有回报。彭珣和父亲彭万昆一样把精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但他的收获却远远大于父亲的收获,因为他的3个儿子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都考中了进士,并做了大官,文学成就也很大。


        彭端淑有才干 做官清廉公正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这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370字短文《为学》(全名为《为学一首示子侄》),作者是彭端淑。

         彭端淑,字乐斋,号仪一。在彭氏家族6个进士中,彭端淑的名气最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张船山)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自幼聪敏颖异,深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10岁能写文章,12岁进入丹棱县学,与大哥彭端洪,弟弟彭肇洙、彭遵泗一起,在丹棱翠龙山的紫云寺刻苦读书。据说,4兄弟在山上读了五六年,从来没下过山,更别说回家了。

         雍正4年(1726年),彭端淑参加乡试,考中举人。雍正11年(1733年),彭端淑与双胞胎弟弟彭肇洙一起进京赶考,双双考中进士,这对彭家来说,可谓是双喜临门。彭端淑被分配到吏部做主事(正六品),乾隆10年(1745年)升任为吏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各部下设的司级机构副司长),不久被提拔到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做郎中(正司长)。

         乾隆12年(1747年),彭端淑出任顺天府(今北京)乡试同考官(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的官员)。在这次考试中,彭端淑发现一个叫纪昀的人很有文才,把他拔取为解元。纪昀后来成为一代名臣、文学大家,他在民间以“纪晓岚”的名字为大家所熟知。

         乾隆20年(1755年),彭端淑开始了地方锻炼的经历,出任“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按察使(巡察、考核吏治,主管刑法事务)。

         彭端淑为人宽厚,以“清慎”作为做官准则。他出去巡查时,从来不组织车队前呼后拥,更不会提前让人给下面打招呼,而是身穿便装,带着一两个人就出发了。到了地方上,他还严格要求当地不准迎接款待,吃喝玩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来,走的时候也不许谁往车上悄悄放所谓的“土特产”。要是哪个不知趣,后果接着就来,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彭端淑还是断案高手,放在现在,绝对是一个高水平的法官。彭端淑刚到任,就收到一个特别的“见面礼”:3000多件积案。所谓积案,都是案情复杂不好判决的案件,所以一拖再拖,否则早就被前任给结案了。

          彭端淑没有叫苦,也没有头疼,更没有对前任或前前任充满怨言,他调来各州县的案卷,与手下人充分合作,一起商量判案。结果,不到一个月,3000多件积案全部结案,没有一件是判决不公的。彭端淑把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大家对他无不敬佩有加,朝廷里的官员听说后,也是“深相倚重”。

         此外,彭端淑还大力促进当地的教育事业。他督促修理省城书院,请当时闻名的老师来给学生讲课,有时自己还去开开客座课堂,这为后来他投身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经过彭端淑的努力,当地的学风逐渐浓厚起来,3年里就有10多人考中举人。

         彭端淑在广东一晃就是六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过得还算充实,尤其是看到在自己的努力下,当地社会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种成就感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不过,彭端淑在官场待的时间长了,也感受到了官场的险恶,民生维艰的现实,而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又无能为力。

         这是与他的性格不相符的,彭端淑感到很苦闷,又无处发泄,消极避世的退隐想法由此滋生。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归退的,是乾隆26年(176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退隐回川执教 文学成就很高

         当时,两广总督李侍尧让彭端淑督运粤西的大米去广西接济灾民。返途中,船只开到了南海上,彭端淑不小心坠落到海里。他的随从和船工赶紧营救,彭端淑被打捞上岸,侥幸捡回一条命来。

         惊魂未定中,已经年过六旬的彭端淑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先兆:“今天我没有被鱼吃掉,是老天对我宽厚,今后可就没这么好事了。”他决定退隐,递交了辞职报告,打道回四川,在成都南郊白鹤堂住了下来。

         第二年,彭端淑被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聘为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后来又做一任,两任长达14年。在执教锦江书院期间,彭端淑培养了众多人才。“清代四川三才子”之一、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以及张翯、钟文韫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人生的最后大约20年里,彭端淑把心血全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乾隆44年(1779年),81岁的彭端淑在成都南郊白鹤堂病逝。彭端淑去世后,没有回到老家丹棱,也没有在成都安葬,而是安葬在今彭山公义镇月台村。

         彭端淑在文学上成就很高,他的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影响非常大。他在进入县学读书后,得到了合江人、出身进士的蜀中制义(八股文)高人董新策的点拔,对制义颇有天赋。他曾长期醉心于制义中,技压蜀中,名噪京师,深得当时的名儒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推崇,称赞他是“不世之才”、“四川一大家”。

         直到彭端淑50多岁时,他才发现,制义脱离现实太远,还是要多关注民生为重。此后,他“诗学魏,文学《左》《史》”,受陶濳、杜甫、韩愈等人诗风的影响,文风大变。辞官回川后,他更是与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了解得更为深入,笔下自然开始有了生活气息。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或愤世嫉俗,或抚时感事。

         彭端淑的文章刚健清新,气势雄厚。他的名作《为学一首示子经》,从正反两面说明难与易、昏庸与聪敏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短短370字,说理深刻透彻。他的著作有《白鹤堂文稿》《雪夜诗谈》《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白鹤堂时文稿》《粤西杂草》《曹植以下八家诗选》《国朝蜀名家诗钞》等。

         为纪念彭端淑,丹棱有把城区一条大路命名为端淑大道。因彭端淑、彭肇洙和彭遵泗都考中了进士,又都在京城任职部员,时人把他们称为“三彭”。丹棱城区有条三彭街,就是纪念他们的。

    彭肇洙为官正 喜欢著述写诗

         彭肇洙,字仲尹,是彭端淑的双胞胎弟弟,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雍正元年(1723年),彭肇洙考中举人,比彭端淑早3年中举。雍正11年(1733年),彭肇洙与彭端淑一起进京赶考,双双考中进士,彭肇洙被分配到刑部担任主事。

         乾隆3年(1738年),彭肇洙转任户部主事。4年后,迁任户部员外郎,又4年后,彭肇洙被提拔为户部郎中。乾隆14年(1749年),因母亲王氏去世,他和彭端淑一起回家丁忧。乾隆16年(1751年),丁忧期满后,他被任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与彭端淑一样,开始了外放做官的经历。

         彭肇洙为官严正不阿。特别是当上监察御史后,遇到事情更是敢言。可惜至今寻找到的史料对他为官的事迹记载几乎空白,我们只知道他年岁大后回到了丹棱。

         彭肇洙晚年做了一个事情。乾隆26年(1761年)初,他得知明朝时的夹江进士宿进,因在正德年间耿直进言遭到杖责贬黜的事情后,跑到夹江去拜访宿进的后人。他发现,宿进遭到了更不公平的待遇,如此“忠贞流芳千古”的人物,居然“名不见之于史册,祀不享于祠庙”。

         彭肇洙感慨万千,提笔写了一篇246个字的悼念宿进的祭文,对宿进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宿进的精神充满敬佩。这篇祭文后来由工匠雕成大木匾,悬挂在宿氏祠堂。

         彭肇洙一生喜欢著述,擅长写诗,著有《竹窗巽言》《抚松亭遗编》《抚松堂诗文集》等。


          彭遵泗嗜历史 著述多有价值

          彭遵泗,字磐泉,号丹溪生,彭端淑的弟弟。7岁那年,他在水边洗手,随口吟出一首诗:“素手濯长渠,扬波混太虚。还将指上沥,惊散水中鱼。”旁边的小伙伴都听呆了。

          12岁时,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玩耍,有人提议玩指题作诗的游戏。轮到彭遵泗,同学指扇为题,彭遵泗写出《咏扇上美人吹箫桥边》,最后一句是:“仙音不肯随凡响,恐引牛郎渡石桥。”这句诗想象力独特,“语惊四座,人皆异之。”

         雍正13年(1735年),彭遵泗参加乡试,考中解元。乾隆2年(1737年),在彭端淑、彭肇洙考中进士4年后,彭遵泗也考中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调任兵部任主事。乾隆7年(1754年),彭遵泗升职为兵部员外郎。

         乾隆15年(1750年),彭遵泗出任甘肃凉州(今武威)同知(副知府)。乾隆17年(1752年),转调湖北黄州府同知,乾隆19年(1754年)又改任江防府同知。彭遵泗在地方上任职期间,颇有政绩。但他在不同地方转来转去,职位上总是平级调动,没有升职迹象。乾隆21年(1756年),又一次任期满了,彭遵泗看到还是没有升迁希望,“以卓异之才不为世用”,不想再干下去,打报告辞职回家了。

        彭遵泗写了很多书,但他不怎么整理写出来的东西,经常是随写随扔,或者胡乱放到书箱里,希望到晚年的时候再整理出版。没想到他英年早逝,后人在整理遗作时,发现他的作品太零乱,字迹也潦草,墨迹沾成一团,难以识读。

         彭遵泗最著名的作品是《蜀碧》,是早年在北京时写的。《蜀碧》详细记载了张献忠入川的情况,所引证的书目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占据四川的所有史料。对研究明末四川社会状态,特别是张献忠入川后的活动,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彭遵泗还编修了12卷的《丹棱县志》,是他受丹棱县知县黄云的邀请写的,在他临死前的一年成书。《丹棱县志》是丹棱县现存最早的县志。彭遵泗的另一部作品是《蜀故》,辑录了四川古今各行各业的大量资料,为研究四川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山川地理、人文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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