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现在要谈谈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和使用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在续修族谱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文始祖黄帝、彭氏始祖——彭祖，到底是传说，还是确有史载？这本来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但当前出现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黄帝、彭祖所处的年代没有文字，何来什么黄帝世系、彭祖世系可言。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据许海山先生主编的《古中国简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记载：中国由原始文明形成到国家文明的时期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的仰韶后期，……而早期国家文明的确立期，在中国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夏王朝之前的方国兴起时期，大体相当于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时期。也就是说，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时期，我国已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而彭氏始祖——彭祖的出生时期，只是距今才4000多年的历史。黄帝、彭氏始祖——彭祖自然生活在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官管、有语言、有文字、有姓氏、有国家的农耕文明社会。因此，司马迁在《史记》的各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以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对于司马迁记录的这些世系的可靠性，尤其是夏商及以前各王朝王室的世系的可靠性，由于中国近代考古的深入，特别是根据河南殷墟大量出土甲骨文的记载，已经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是可靠的。

    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从司马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记载三代世系是有谱牒为依据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其中一些谱牒。《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根据《夏 本纪》书中“禹父鲧，鲧父颛顼，颛顼父昌意，昌意父黄帝”的记载，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身世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西汉时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十分重视并大量收集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家族谱牒资料，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的话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上古时期，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全，导致许多记载已不可寻，只能旁证于家谱之类家族文献和其他野史、传闻进行写作。以后，由于战乱等多种因素，他收集参考的这些资料又已基本亡佚。由于这个原因，致使司马迁《史记》所记述的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族世系历史的权威性大大增强。《史记》也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时期历史的最权威性著作。

     因此，对于有关彭氏始祖——彭祖的身世，我们也可以从司马迁《史记》中找到记载。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曺姓，六曰季连。”根据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对彭祖身世的记载，表明了彭祖为黄帝的八世孙，亦为颛顼之玄孙。因此，对司马迁在《史记》的各篇目中，详细记录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以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以及有关彭氏始祖——彭祖的身世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黄帝世系、彭氏始祖——彭祖及其世系中所记录的人物并不是什么传说，更不是由先贤们凭空杜撰出来糊弄后人的！

     关于彭氏的源流，彭祖为黄帝的八世孙之说，彭祖下溯至彭宣公为83世，至江西始迁祖构云公为108世，此亦为彭氏族人已经取得的共识。彭祖至今已有4300余年，100多世系流传下来，的确很不容易，但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文字起源历史悠久。中国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楔形文字，距今5500多年，又一种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距今4100多年。而我们的中国文字呢，从近年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国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因为远在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国文字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体系了。而且中国文字的寿命是最长的，我们至今仍在使用它。由于我国考古的发掘进展，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不少考古学家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总在六七千年前”，特别是半坡遗址的陶器刻划符号发掘后，郭沫若先生第一个发表文章称：“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是汉字的发展历史”。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安徽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于省吾先生1973年发表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文字的起源时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体字演化成复体字，说明它们已经是很进步的文字，而且这种文字已广泛使用，由此可将我国的文明时期上推至6000年前的炎帝、少昊时代”（《古中国简史》276页）。可见，六千年前中国文字就早已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公元前2600年，黄帝在位期间，又统一了华夏文字，统一了历法。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往往不断改变文字的载体。古人尚且用陶器作为汉字书写载体（如竹简、石刻、布帛、以至后来到了商代用甲骨、青铜器），一代一代地将自古以来的文字信息传承下来。到了东汉时期又发明了纸，使汉字的书写载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了近代，又发明了电脑。而新的载体总是在不断传承过去的文字信息。前面我已经讲了，自夏朝开始，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也都有自己的家谱，专门记录了家族世系。彭氏祖先对彭氏世系的流传，也自有他们的办法。因此，黄帝世系乃至彭祖后裔世系，在他们生活在中国文字已经相对成熟的年代，其世系的记载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