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以客为家，客居他乡之人。
20世纪“客家学”研究先驱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出：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人口由北向南流动而形成的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汉民族分支。
他们有自己的方言，共同的风情习俗和价值观念。
客家人原居于中原地带，向南迁移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逐步往江南，再往闽、赣、粤边迁移，最迟在南宋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族群，后又往其他省份（如四川、云南、湖南等），乃至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迁徙。
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将客家先民的迁徙划分为五次移民潮。
前三次主要向中国南方迁移。客家先民在漫长的迁移过程中，主要定居于相对封闭的闽赣粤山区，在“无山不成客，无客不住山”环境中，承袭了中原文化传统，不断吸收南方土著民族的古越文化和畲族、瑶族等文化，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的客家民系。
继而，在耕地与人口比率失衡、政治与战乱、经济压力、西方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影响下，随着近代华人移民史浪潮，客家人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移居南洋各地。
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根据1994年《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所公布统计，客家人共达6562万，中国原乡大概有5290万，台湾460万，剩下来的812万则应是海外客家人，其中马来西亚有125万。
早在南宋时期便有关于客家人移民到南洋文字记载。公元1277年，宋朝王室被元兵侵迫而南移，客家人士纷纷勤王，文天祥率领残部与宋帝所率队伍，皆以客家人为主，失败后则逃亡东南亚各地谋生。
明末清初以来，在国内经济生活困难等推力因素，以及1786年至1957年英国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时期大量招募华工的等拉力因素双重作用下，马来（西）亚便成为客家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早期到马来亚的客家人，梅州地区的多由汕头出海“过番”，惠州和广东中南部的客家人则由广州、澳门等口岸登船出海，经新加坡再抵达马来亚。
少数客家人是基于亲属关系，经由有经济基础的亲戚朋友招募、援引到马来（西）亚寻找生计；或是赊单移民，因无力支付出洋船费，便先由船长（客头）等垫付，后由雇主付给，他们则需以劳动抵消债务后方可恢复自由；19世纪40年代中至50年代，主要是强制劳工移民，被强掳贩卖或受骗带到马来亚当劳工；19世纪中叶后，多是契约劳工移民，但实际上有很多契约劳工是在受骗情况下被迫签订契约的。
后两种都是苦力贸易，本质是贩卖，因而也被称为“猪仔贸易”。
客家人是新马早期华族移民中的一个重要小群体，其中嘉应客占多数，其余的包括惠州、大埔、丰顺、永定、增城和河婆客等。迁入马来（西）亚后，客家人主要聚居于港口、矿区和农村。祖居地为闽赣粤边区，拥有大量矿产，采矿经验丰富，在马来西亚客家人也是矿业开发的先驱。
1777年，罗芳伯便带领嘉应客家人在西婆罗洲组织华人“公司”（kongsi），建立兰芳共和国，从事垦荒和淘金采矿，开矿活动又延伸到砂拉越石隆门、荷属东印度的邦加岛和勿里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取消海禁，此时也正值西马雪兰莪、霹雳、森美兰锡矿开采鼎盛之始，大批梅县、惠州客家人涌入从事锡矿开采。
客家矿工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马六甲至卢骨、双溪乌戎、吉隆坡、安邦一带，以惠州籍客家人为主；另一路线则是经槟榔屿进入霹雳州拉律及近打谷矿区，以嘉应客家人为主。据刘崇汉1901年人口统计，锡矿最多的地区，正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
单在霹雳州近打区和雪兰莪首府吉隆坡，客家人的数量等于霹雳、森美兰、雪兰莪、彭亨4州府客家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而近打矿区的矿工，超过80%都是客家人。
新马客家人也在乡村从事种植农耕工作，给矿区供应农产品，使得矿区达到自给自足的地位而获得更高的自治。19世纪下半叶后欧洲殖民者采金锡矿公司以雄厚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为后盾取代了客籍金锡矿家的优越地位。
在东马以河婆客为主的客家人大量移入砂拉越地区进行开拓，从事垦荒耕种胡椒、甘蜜等经济作物，为当地农业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2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期，众多失业工人改行投入种植园生产，种植稻米、蔬菜、杂粮以及橡胶等以维持生计，从而扩大了农区种植面积。
20世纪初中期，河婆、惠州和丰顺客家人大量移入柔佛州新山地区，皆以务农种菜、养猪和种植黄梨、橡胶为业，甚至形成“客家村”；大埔客、嘉应客多则集中市区经营小本生意，主从事洋货、布匹、制铁、当铺、药材业等。
早期客家人也有从事港口贸易，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现代交通业的经营，但由于闽南人较早控制该领域，客家人不易获取发展，但在19世纪中叶后也有所转变，如大埔籍张弼士便抓住时机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在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建立起庞大商业网络。
据1980年人口调查，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约有400万，客家是华裔第二大族群，达24%，大多居住在郊区，从事农业种植居多。全马各州市中，客家人最多的地方是：霹雳州（184938人）、雪兰莪州（126351人）、直辖市（121458人）、砂拉越（116654人）、沙巴州（90478人），丁加奴（3455人）是客家人最少的一州。
值此时期，全球商贸中橡胶生产逐渐失去经济效益，城市化发展也促使年轻人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或升学机会，客家人逐步走出务农采矿边缘性工作，成为在地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
长期的迁徙与流动，形成了客家人“自强”、“自尊”、“自主”的性格，也造成了客家人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精神。在原乡聚族而居，当只身抵达马来（西）亚，在异国异邦，聚族而居不能成立，客家移民唯有退而求其次与同一祖籍的移民聚居一处，形成客家人的社会群体。或是由于客家人在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中属于少数（十九世纪时期），亦或是身处新环境及人地生疏，难免会产生不安与恐惧感。
共同的生活经历、或为寻求支持和保护，便促使他们互相汇聚在一起，凝结成为一个团体。海峡殖民地的客家人率先以中国不同来源地与方言作为分类原则组织建立各地会馆社团性组织，1801年嘉应五属地区的客家人于槟城创立仁和公司（1891年改名为嘉应会馆），是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人和华人会馆。
随后，马六甲、新加坡、槟城、古晋等地客家人会馆组织相继建立。但20世纪30年代前，新马客家族群虽已出现社团组织，却鲜以“客属公会”为名、各自为政。直至1920年代上海印书馆所出版沃尔葛《世界地理》事件后，香港客家人提出成立永久性客属团体，即“香港崇正总会”，后在其影响下，各地客家人纷纷成立客属公会。
1929年胡文虎利用自身经济财势，结合中国抗日筹振复杂历史环境和客家在海外特殊境况，运用社会资本，创办了南洋客属总会，并推动各地成立客属公会，呼吁“天下客属本一家”，大力塑造客家人的族群意识。
二战后，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华人迁移到集中型的“新村”。大量从事农业和锡矿业的客家人在“新村政策”下被迫放弃家园，离开赖以为生的耕地、矿场及胶园而迁入“集中营”。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采取鼓励私人投资政策，第二年，新村开始从“黑村”变为“白村”，华人得以开始自由进行社会和经济活动。随后，各地客属社团组织开始纷纷成立。
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限制华人企业和资本只能在制造业、栽培业和建筑业领域中活动，在“共同抵御外族的威胁导致华人社群的整合”情形下，强化了华人内部从小团结达到全国大团结的想法，1970年代马华社会中地方性的各类地缘性乡会与州团体纷纷联合，建立全国性联合会。
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虽一向以南洋客属总会作为领导机构，但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命令全国各社团不得再与外国团体有联系，致使全国客家族群陷入群龙无首状态。
因而在此时代背景下，为国家作出贡献、加强客家族群团结、以及达到以华人认同为目标的大团结，凝聚客家族群认同的团结运动便主动地应运而生。
1976年，在霹雳客属公会主催下由31个客属社团组成的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成立，至今，旗下已有78个属会，分布在东西马大小城镇，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精诚团结，以凝集全国客家人的力量，为族群谋福祉为重任，重建相对弱势的客家文化。
虽自1950年代政治环境与经济转变，在马来和非马来族群区别下，华人逐渐强调整体“泛华人认同”，并优位于“亚族群认同”，方言群或次族群认同响应减弱，客家人大多选择隐藏或模糊他们的客家认同，但与此同时，透过客家各类社团活动，族群意识不断被唤醒。
21世纪，至2000年大马客家人总数接近110万，占华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八成的客家人都集中在吉隆坡和雪兰莪州（30万），砂拉越州（16万），沙巴州（15万），柔佛州（14万）与霹雳州（3万），人数总达88.5万人。在各州华人人口中，客家人在沙巴州的比重为最高，达58%，接着是砂拉越州（32%）和森美兰州（30%）。
仅有5.7%的客家籍就业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或相关职业。时至今日，客家就业人口大部分集中高级行政与管理人员及教育相关领域、文书及服务与销售业、工业工人及劳工三大领域。千年迁徙历史，形成了客家人背井离乡、逃难避祸的集体记忆，造就了客家人团结奋斗，坚韧卓绝，勤劳的特性。
客家人梯山航海抵到马来西亚，不但给当时荒凉落后的马来西亚带去了必要劳动力，而且也带去了时人生产技术、社会生活文化。在这当中，长年从事农耕、种植的客家人，食饮习俗更保留得相当完整，譬如擂茶、酿豆腐和菜板等，至今仍然普遍流传于马来西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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