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该表述第三次被写入大会报告。2022年10月30日，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审议通过，作为律师和政协妇联界别委员，在备受鼓舞的同时，也让我想起过去三十年间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治实践。

　　

　　从1992年接受离婚委托起，我注意到，家庭暴力已成为妇女权益的首要威胁。当时“家暴”概念还不普及，我的当事人在沟通中时常“反悔”，既不堪忍受这种建立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又抱有“不想走到离婚这步”的念头，在原谅、悔恨和愤怒中不断“复发”，给人身、精神以及子女都带来了持久伤害。在后来的婚姻家事法律服务中，我开始鼓励受害女性勇敢地站出来，一遍一遍告诉她们不能“关上门”把家暴当作“家务事”。在法律工作之外，我还开始主动参加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援助，其间有欣慰的个案，也有“独木难支”的遗憾。

　　

　　在我1996年创办律师事务所后，这份遗憾有了化解平台。律所会经常接触到前来寻求法律援助的妇女儿童群体，我渐渐发现，许多妇女往往由于缺乏法律知识而无法有效维权，甚至误入歧途。比如，在探访女子监狱时，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遭遇家暴“以暴制暴”而服刑，受害者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意识，错过了原本美好的人生，令人心疼又惋惜。于是，我带领律所与重庆市女子监狱签订了长期“帮教协议”，定期派出律师向女子服刑人员开展法治宣传、咨询，后又挂牌了“静昇律师事务所驻重庆女子监狱工作部”，成为重庆面向女子服刑人员提供服务的一张法律援助名片。

　　

　　在“点上帮扶”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如何让法治服务面向更广大的群体。为此，我联合重庆妇联与女律师协会发起成立了“重庆妇女儿童维权律师团”，并出任团长，无偿为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提供法治宣传、专业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目前服务团成员已达400多人，在20多个区县设立了维权团。

　　

　　2013年起连续两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让我这份坚持有了更大的实现舞台，我开始从制度层面思考妇女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作为妇联界别的委员，我将法律从业中涉及的家庭暴力、农村困境儿童入学、拐卖妇女儿童、离婚家庭未成年人探视权等实务问题，结合调研并反复推敲后浓缩成一件件提案。

　　

　　比如，我在法律实务中发现，离婚家庭未成年人探望权利被拒绝、被阻挠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当事人对此难过不已。我提交了《关于切实落实离婚家庭未成年人被探视权利的提案》，提出应扩大探望权主体范围，“将‘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和事实婚姻关系的父母’均列入探望权主体范围，并规定被探视者有权要求有探望权的亲属来探望自己。”提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后来在国家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了关于探望权的相关规定，提出“在探望权的问题上要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

　　

　　这些年，类似这样的建言还有很多：参加全国政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立法协商专题调研，并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作了题为《未成年人网络违法不良信息举报机制的完善》的发言……

　　

　　我深知，唯有让专业素养的“根”足够深，才能让参政议政的“花”绽放得足够绚烂。我将继续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鼓与呼”，用法治撑起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