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彭士禄，中国核潜艇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文｜李忠效

 一、核潜艇工程两次上马

众所周知，中国核潜艇工程命运多舛。1958年6月，核潜艇工程（代号09）正式立项，当初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却轻蔑地说：“核潜艇的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并拒绝向我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为此，毛泽东发出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61年初，海军政委苏振华以海军09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在海军礼堂南侧二楼，给09研究室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报告，全面阐述了他对09工作的意见，一共讲了七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核潜艇，以堆为纲。很多09的老同志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核潜艇，核潜艇，不是以堆（核反应堆）为纲，难道能以艇为纲？以艇为纲，那是本末倒置。苏振华的讲话，突出了反应堆在核潜艇上的重要性。1962年初，核潜艇作为国家科研计划，让路于原子弹和导弹，退居次位。国防科委要求各军兵种调整科研项目，集中力量解决当前急需的项目。海军要突出五型苏式舰艇的仿制（不含核潜艇），核潜艇处于“下马”状态。2月，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和完成海军引进的仿制舰艇，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进度缓慢，原子能研究所反应堆工程研究室潜艇核动力设计组（即12室第5大组）缩编，代号为“47－1”室，保留65名技术骨干，由彭士禄负责。已经安排的科研、试制、协作的关键项目仍继续进行。当时，为配合反应堆的研究进行船体设计，上级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个只有七八个人的总体组。黄旭华是总体组的负责人。1963年，核潜艇工程正式“下马”。以彭士禄为首的“47－1”室科研工作继续进行。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核潜艇工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但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核潜艇工程带来巨大冲击，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重大决策是由中央高层做出的，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元帅以及中央专委的决策和领导，核潜艇肯定搞不出来。但是光有决策和领导也不行，还得有人去具体落实。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和建造，参与单位有两千多家，可见牵涉面之广。有的单位和部门尽管重要，但没有黄一可以换白二，有的专业和人员尽管重要，但没有张三可以换李四。只有一个部门和设备，那是绝对不能换的，那就是核反应堆。只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换的，那就是彭士禄。如果没有他，中国核潜艇的历史将会改写。这不是危言耸听。 

二、彭士禄力挽狂澜 

彭士禄是革命烈士澎湃之子。1925年出生，3岁时，母亲被反动军阀杀害；4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杀害；8岁被捕，关进国民党监狱；10岁被释放，11岁再次被捕。不久被营救出狱，四处逃亡。15岁被周恩来派人找到，然后将他送到延安。1945年，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被选派到苏联留学，1956年毕业。时值国防科委副主任陈赓大将访苏，要从留学生中挑选少数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彭士禄被选中，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两年。1958年4月回国，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核潜艇反应堆的研制工作，一开始是由赵仁恺负责，1962年他被调走，研究工作由彭士禄负责。等核潜艇工程“二次上马”，赵仁恺再回来，就只能做配合彭士禄的工作了。彭士禄全面负责，赵仁恺分工一部分工作。核潜艇工程“二次上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核潜艇工程受到严重冲击。模式堆工地建设施工，被造反派以“造反有理，不能以生产来压革命”的旗号来扰乱；周圣洋所长被揪斗，去扫厕所；赵仁恺也险些被赶到农场去接受“思想改造”。就在赵仁恺将要被赶走之际，彭士禄代主任出面保了他。彭士禄说：他是“又红又专”的权威，不能打倒！笔者在《大国匠心－－赵仁恺传》一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彭士禄与赵仁恺早在原子能所就一起共事，既互相了解，又互相支持。组织安排彭士禄与赵仁恺这两位副总工程师一同开展工作，真是绝好的搭档。如果二者缺其一，陆上模式堆没的建成，恐怕都将大大延后，核潜艇的历史也将被改写。也正是由此，赵仁恺自始至终对彭士禄这位革命战友怀有敬佩和感激之情。……彭士禄在困难时期利用各种渠道，保住了潜艇核动力设计的一帮人员，并要求他们“钻进去、迷上它”，为20世纪60年代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保留了队伍、稳定了骨干、积蓄了力量，对此赵仁恺深感钦佩。彭士禄自创的热工水力计算方法，核潜艇工程战线上的人无不赞赏。加上彭士禄为人洒脱，平易近人，广泛结交工人和科技人员，使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工程技术上，他有眼光远大而且深遂的思考，并做出判断，及时做出推动工作继续前进的决定。对看准的事情，他一往无前、义无反顾。按照当时现场建设者的话说，彭士禄是“红二代”，头上没有“帽子”，脖后没有“辫子”，不怕被人打倒。这虽然有戏谑的成分，却足以展现彭士禄的突出特点。彭士禄是一个有担当，敢于负责任的科学管理者，工程设计的导师和指挥者。彭士禄粗中有细，赵仁恺细中求实，优势互补，这在核潜艇工程上留下了许多的佳话。数年的相识相知，使得彭士禄坚信赵仁恺是一个对革命、对工作、对科学负责任的人，是一个对工程研究十分熟悉和细致谨慎的人，两个人能够搭伴攻关是最优选择。现场工地离不开赵仁恺这样负责任的副总工程师。从上文可以看出，彭士禄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的背景、身份特殊，无人敢动他。因为他有担当，既能保住“潜艇核动力设计的一帮人员”，又能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这才保证了核潜艇工程没有停滞不前。否则，中央批准的建造计划就不能按时完成。中国核潜艇的历史是不是要改写？

三、烈士之后高风亮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条伟人语录非常流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在这里引用伟人语录，没有宣扬“阶级斗争”和“血统论”的意思，我只想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生格局。彭士禄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从小失去父母，童年时期两次入狱，出狱之后又四处逃亡。这种经历，是那种富人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儿永远无法体验的。彭士禄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各种名利、荣誉都看得很淡。
    他是核潜艇的核心装置－－核反应堆的设计者，核潜艇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他还是核潜艇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外国流行这个之父那个之父的说法，中国有人受其影响，也想封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认为，这个荣誉他担不起。他说：周总理往哪里摆？聂帅往哪里摆？坚决反对接受这样的荣誉。而有的人就不一样了，恨不得把这个桂冠抢过来戴在自己头上。这就是伟人所说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让桂冠的人可敬，抢桂冠的人可怜，甚至可耻。在荣誉面前，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人品。荣誉又像一面镜子，一照，美丑立见。1956年，陈赓选择了彭士禄改学核物理。1958年，核动力所选择了彭士禄负责核潜艇反应堆。冥冥之中，就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奠定了基础。此乃核潜艇之幸事，国家之幸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