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人们自然想到逆周期调节，典型的政策应对是货币政策放松和财政扩张。比如有观点提出开启新一轮大规模基建，也有人主张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等，以及刺激房地产等。但把开启新一轮大规模基建作为应对疫情的措施，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原因有三：一是疫情冲击供给，使得实体资源减少，大规模基建意味着公共部门要挤占已经下降的资源；二是疫情对经济是短期冲击，而基建项目一般要几年才能完工，大规模基建意味着对未来几年的资源需求，存在资源供求错配的问题；三是如果基建融资重走老路，在财政赤字和专项债没有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融资依赖“土地财政”，这会使得信贷和房地产关系再次紧密，金融顺周期的加强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的扭曲和不平衡。 

　　彭文生提出，虽然新一轮大规模基建不现实，但这次疫情提示了结构性基建补短板方向。疫情突显我国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环保等领域存在的不足，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的潜力将引导公共部门和企业加大对5G、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这类新基建项目的投入，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供给效率。 

　　关于存款基准利率是否应降低这一问题，彭文生提出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应该慎重。首先，疫情对经济总体的影响是净供给冲击，这意味着和供需平衡相适应的自然利率是上升的，起码不是下降。其次，金融应该让利，2019年4季度银行净息差2.2%，与历史低点相比具备一定让利空间，在疫情的特殊时期金融机构应该与实体共渡难关，如果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都下降，实际上是家庭部门让利企业部门。再者，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有重要含义，中低收入群体储蓄的主要投向是银行存款，并不会持有太多风险资产，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 

　　彭文生表示，应对疫情的两个关键词应该是民生导向、阶段性。政策应对不应该加大宏观经济的中长期不平衡。尤其房地产泡沫和非政府部门高杠杆的现象虽然有所缓解，但矛盾仍然突出，应对政策应该避免对需求端的大规模刺激，避免以刺激房地产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