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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彭学明手记
  • 采访彭学明手记
    郭红

          采访彭学明老师的那天,北京已是深秋,天空高远深邃,树叶斑斓绚丽。入冬前屈指可数的暖日子,予人心中一丝暗暗的紧迫。彭老师在斑驳的树影间远远地走过来,身材比我想象得要敦实。他走近时,笑容骤然绽放在脸上,没有一点儿故作的矜持。哪像一个长期伏案的作家,倒有几分常在山野间游走的行者的样貌。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读彭老师的《娘》,几度落泪哽咽。这与之前我读他的湘西随笔时感觉很不同。“娘”的音容笑貌宛在,再看彭老师时,心中竟有一些熟识的感觉。我觉得不像是要做一次采访,倒像是找机会听听我已经“认识”的那个“娘”的往事。
          很少有作家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面。读他的《一个人的湘西辞典》,仿佛是享受一场盛筵。他对自己的家乡饱含感情,他把情人般的目光投射到湘西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上,停留在那看似平常的一道山洼、一条小溪、一道阳光、一次赶场上。他似一个不倦的歌者,要把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感和爱,用最富于感染力最有激情的歌声唱给世人听。质朴而又绚烂的文字泉水一般从他的手底淌出,叮叮咚咚令人迷醉。歌者自己也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
          然而,曾经的苦难已经在他的生命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对于往事的回忆和反思,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心灵事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往事终是埋在他心里的一根刺,时时在刺痛他,警醒他,也使他必须把这根刺消解掉才能继续前行。
          回忆是最好的化妆师,它能不着痕迹地给曾经粗砺的现实扑上一些柔和的香粉,使往事笼罩上温暖的底色。然而彭学明并没有被蒙蔽。当年近五旬,阅过一些人间的沧桑,彭学明老师开始通过回忆来怀念自己的娘时,他的生命的底色像个调色板一样,经历多种颜色的混杂调和,终于达成了自己特有的一种色调。
          有人说《娘》是爱的长歌,有人说《娘》是母亲的丰碑,在我看来不尽如此,它还是通过文学的魅力教化人心的典范。刚开始读这本书时,我被“娘”屡次面对“活,还是不活?”这种选择时超乎勇敢、近乎牺牲的举动震惊感动,如果说生存是生物的本能,那么牺牲自己其实是母亲为了孩子能生存的本能。“娘”看似暴烈的性情和行为,都是为了孩子而不得不与充满恶意的环境作抗争时无奈地选择。相形之下,那些“爹”们则黯然失色。他们听任一个瘦弱的女人为了他们的孩子独自厮打,独自耕作甚至独自血流满面。这其实不是母亲的特殊遭遇,而是未加粉饰不忍目睹的现实,是一个对娘饱含感情的孩子对父辈对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的谴责。
    《娘》予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方面,是作者对自己的无情鞭挞。他认真反思并反省了自己从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的种种行径,对自己进行了真实地剖析。他没有找托词为自己辩护,努力撇开一切外因,向内去寻找自己忽略母亲的全部原因和动机,并自娘去世之际开始了惨烈地忏悔。忏悔的过程酷似一个剥洋葱的过程,一层一层直抵内核;他的忏悔更似一面镜子,不经意之间使经过它的人都看到了自己对父母亲的孝顺与爱里包含的自私与虚荣,更提醒读者,亲情是多么珍贵,失之则再不可得。而“爱”“恨”“苦难”“宽容”“命运”等等这些我们能轻易说出口的词汇,看似缥缈的词汇,最难诠释的词汇,经由《娘》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色彩。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写给无神论者》中说:自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大学里,文学已被确认为一门值得分析的严肃学问。小说和诗歌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声誉,是因为有人以为,这些文艺作品很像福音书,能够于感情激越的叙事中传达所蕴含的复杂道德启示,也因此可以触发潜移默化的心灵呼应和自我反省。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娘》发表和出版后来自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以及引发的种种感人的行为。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真诚的精神探索宛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
          不过,我们至今仍然能看到那苦难留在他心上的痕迹。他借用泰戈尔的话“世界以痛吻我”,也要还世界以歌。“歌”代表了他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自我的、张扬的、达观的、投入的人生态度。我期待着彭学明老师早日写出内蕴丰厚的《爹》,也期待能读到他在经历了汪洋恣肆的情感宣泄后,用节制且更富于智慧的文笔,为生活唱出的一首新歌。
              (郭红,女,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黄河文学》执行主编。此文发《黄河文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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