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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氏入黔鼻祖彭公讳占忠特秀教谕身份考证
  • 彭氏入黔鼻祖彭公讳占忠特秀教谕身份考证

    ——兼谈水西土司末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清镇市暗流中学  彭良举

     

        适逢清平盛世,2012年4月3日岁次壬辰年季春月十三日,我彭氏暗流支系“良”字行、“忠”字行一行十多人过鸭池河、经黔西、越乌溪、仰奢香墓,再经六龙、凤山,回羊场食宿,翌日到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参加彭氏宗亲清明祭祖,并长春村白期坝苗家垭口拜祭入黔始祖彭公讳占忠特秀翁及窑坎上小龙潭宋氏祖母等。

         闲暇得阅大方金鸡彭氏家谱编委会一九九五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编写的《陇西郡述古堂珍藏·金鸡彭氏家乘·入黔鼻祖叙》:“吾祖占忠(特秀)公系四川岁进士,榜名特秀,祖母宋氏生我长春、季春、遇春、时春四公。明末清初之际,因流贼砍手,避难而行,秀翁只得弃桑梓而入黔,遂为黔之鼻祖矣。秀祖入黔后,奉贵州大定府(今大方)教谕,故率及家小下乡,在德初安如盘土司处教读,后移居得勒垮立业,殁后葬于白期苗寨垭口,有墓碑存考。祖母宋氏殁后葬于窑坎上小龙潭,有墓碑存考。长春公仍在得勒垮立业,殁后葬于窑坎上小龙潭右侧,土墓无碑记;祖母方氏殁后葬于金鸡大园子后沙冲梁子,有墓碑存考。季春公迁居大苗寨教读,殁后葬于大苗寨小山脚,有墓碑存考;祖母熊氏殁后葬于略落坝店子上漆树坪,有墓碑存考。遇春公迁至金鸡立业殁后葬于金鸡宅后冬青树脚,今之白墓坟是也,有墓碑存考;祖母宋氏殁后葬于蓑衣坝小尖山脚有墓碑存考。时春公殁后葬于小庙山泥冲坡,土墓无碑记;祖母失考,姓氏葬地均不详。”

         这是对我金鸡入黔彭氏鼻祖和一世祖公、祖母的代表性叙述。结合大同小异的家藏《述古堂珍藏·族谱家存》所叙,本人觉得有必要澄清入黔始祖的身份。

         家藏《述古堂珍藏·族谱家存》所叙:“盖闻:物本乎天,人本乎族,人而无祖,犹水之无源,木之无根。观其流远枝茂,安得可哉?粤考分族别氏,自尧帝已然。迨商以天干命名,千古不混,周道清亲,笃盟而后异姓。元公制礼,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盖谱系之重也如是。我彭宅得姓之初难以缕述,乃祖遗闻,由江入蜀宅于自流井,其地有彭家场,今为双市铺,乃是叙州所属,相传至今犹存,但族下不知几何,后代不知几何。传至明末清初之际,特秀翁者,生长阿卓,遴选进士,候选县正堂,其为一代学华。而特秀翁由蜀初来之时,流贼砍手而行,吾祖秀翁只得弃桑梓而入黔,遂不得不为黔之鼻祖也。特秀翁之来黔也,系大定府管下悦服里南乡,初依土目德初,教读安如盘,曾得伊奖白车井土寻岗,卖与杨氏,后创业于金鸡,归毕节县管南里十甲,然咐邑远而咐郡近,是以子孙列胶痒者,在邑少而在郡多,由此就金鸡左右地方,蓑衣坝、得勒垮等处地方,皆随时取名为定。派将溯源于蜀,已故典而忘宗也矣。倘再离逷后不知有黔,亦由黔之不知有蜀也。今五世孙兆龙公(癸酉科进士,候选县正堂)、六世孙寿槐公(由廪生保举训导,即补学正堂)共虑及此,因从寿字代续而定之,现以四言汇成四句,俾知子孙读者目观,耕者耳闻,得以照谱遵派取名,纵有荡折,不至错误也。爰为之序。目曰《黔谱》云。”

        从上面的材料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特秀翁入黔时间很模糊;二、特秀翁是“奉大定府教谕”,还是水西安氏的“塾师”;三、特秀翁是如何获得“百车井土地”和到金鸡立业的;四、特秀翁和宋氏祖母安葬是个谜,如何解;等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人书信调查和走访了不少宗亲,查阅了多种版本的相关彭氏族谱,研究了上百册(篇)书刊、图文特别是水西土司研究资料,发现要解决我彭氏特秀翁的身份生世之谜,离不开贵州社会变迁特别是水西土司社会变迁和文化的研究。现就个人感悟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宗亲贤达和专家学者。

    根据有关史料,斗胆提出以下看法。

    一、我特秀翁入黔时间应该为崇祯年间,张献忠作乱四川最烈时期

        根据水西土司研究资料和年谱,安如盘在位16年。我祖“初依土目德初,教读安如盘”,表明特秀翁入黔时,安如盘还是未成年人,至少很年幼。

        地处黔西北高原,因位于乌江上游鸭池河而得名的水西,广袤千里,明代时几乎占据贵州一半。水西安氏则是当时全国实力最大的土司之一,强盛时期达到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白银五十万两。因此,朝廷为笼络安氏,赐予“贵州宣慰使”之职,朱元璋还“诏蔼翠位于各宣慰之上”。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廷借位于川湖交界、扼制入滇东路的田姓两大土司内斗之机,改土归流,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设置八府二县,建立贵州行省,直接管辖土司。但安氏权高位重,对贵州乃至西南的稳定都有重要作用。

    自此,宣慰司成了介于省与州之间的一种偏重于军事的监司机构,一般掌管军民之事。宣慰司长官官称“宣慰使”,是负有承上启下的一个地方区划的军政最高长官。

         洪武十六年,明贵州都指挥使马煜(一作马晔),欲邀边功,借故裸挞奢香进行挑衅,准备征伐。奢香以国家统一安定为重,翌年晋京控告,并愿效力开发西鄙,世世保境。明太祖朱元璋乃召回马煜治罪,封赐奢香。于是她乃率众开通了东自偏桥(今贵州施秉)西达乌撒(今贵州威宁)等地的驿道,立龙场九驿,进一步密切了水西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且使偏僻的黔西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明廷定每岁输赋三万石。明末万历、天启、崇祯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攻占重庆、遵义,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诱挟宣慰使安位响应,攻占毕节、安顺、贵阳及云南沾益(今宣威),杀明贵州巡抚王三善。明王朝调聚川、滇、黔大兵进军水西,奢崇明、安邦彦战死,安位因年幼得免,被迫献水外(鸭池河以东)六目归降。明遂改贵州宣慰司为水西宣慰司,仍以安位为宣尉使,并规定其不得干预军民两政,安氏辖区和势力大为缩小。

        明末清初之际,水西的举动关乎着明清的命运。

        清顺治十五年(1657年)清兵入黔,水西宣慰使安坤纳款请附,并屡助清兵剿灭踞守水西的明军余部,对清王朝统一西南起了很大作用。

        康熙三年(1664年)清平西王吴三桂蓄谋扩大势力,与云贵总督杨茂勋勾结,诬奏安坤谋反,迫使其起兵反清。吴三桂乘机出兵水西,擒斩安坤。并奏请废水西宣慰司,改设大定(今大方)、黔西(原水西)、平远(今织金)、威宁(原乌撒)四府,而则溪制则进一步改成里甲制和保甲制。

        康熙十二年(1678),吴三桂反,安坤遗腹子圣祖得族各部支持,在威宁起兵,助清兵平叛,先后收复大定、黔西、遵义各地,安圣祖得复任水西宣慰使(有名无实)。三十七年圣祖病死,乏嗣袭职,清政府乘机改土归流,至此,水西土司在黔西北的统治结束。

        清顺治在位18年,即位于1644年,而安如盘在位16年,安坤反叛在顺治十五年,就是说,安如盘是在顺治即位前执掌水西土司的。也就是说,特秀翁入黔时间在1644年之前。进一步则是,特秀公是于安如盘在位时到金鸡立业的。

        安坤反叛一是受吴三桂的构陷,二是受其叔父安如鼎和明朝旧将皮熊的唆使。清爱新觉罗·皇太极1627即位(国号“后金”),年号“天聪”,1336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1644年崩而“顺治”即位。明末朱由检1628年即位,国号“崇祯”,1644年清兵入关后自殁。

        此间“流贼砍手”之“流贼”指明末叛乱的李自成、张献忠等杀人越货的强盗之流也。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叛乱。之后多次进出四川攻掠重庆、城都等。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初九日,张献忠攻克成都。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1647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部队到达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时张献忠中箭身亡,余部继续危害地方。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其余皆为满清屠戮。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乾隆二年(1736年)进士,御林院编修彭遵泗《蜀碧》有记载。

    面对如此乱世,特秀翁应该是在明廷对土司还有影响的情况下离开叙州南溪而入黔水西的。

    综合推知,我特秀翁入黔时间应该为崇祯年间,张献忠作乱四川最烈时期。

    二、我特秀翁入黔是“奉命”而为“教谕”的

       多种史册表明:教谕是学官名,宋代开始设置,宋代除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置教授传授学业外,各路的州、县学均置教学官名,负责教育生员。宋代于京师所设小学和武学中始置教谕。元、明、清县学皆置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明清时代县设“县儒学”,是一县之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另设训导数人。训导是指辅助教谕的助手,而嘱托则是约聘教员。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府学训导以及县学教谕、训导、嘱托,多为举人、贡生出身,由藩司指派。

        儒学教谕是县学的教授。儒学,始于两汉,兴于隋唐,盛于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学的基本形式。授课以孔孟学说为主,称为儒学,分府、厅、州、县四级,供生员读书,多系官办。

    我祖“特秀翁之来黔也,系大定府管下悦服里南乡,初依土目德初,教读安如盘”与“秀祖入黔后,奉贵州大定府(今大方)教谕,故率及家小下乡,在德初安如盘土司处教读”,两者有很大区别。“德初”应该是土目的名字,据水西土司最新研究资料显示,水西人有名无姓,七十二世土司龙铺(一作龙富)朝见明英宗,问其姓氏,回答无姓。于是英宗以其原地为安西(一说为安邑之讹),赐姓为安,自此,水西世代以“安”为姓。英宗的赐姓意味深长,恩威并施;安者,安定、安抚、安靖也。这是恩典与期待,同时又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与威压。“土目德初”就是土目“安德初”,是安如盘的“父亲”辈。而“土目”与“土司”没有错误,就体现了“土司家族亲亲继承”的特点。

        研究表明,土司长官为宣慰使,长官死亡后,儿子成年就由儿子继承,儿子较小就由兄弟继承,兄弟也很小,则由妻子或成年女儿继承,儿子长大后退位给儿子;没有儿子或兄弟,则由妻子或女儿继承;本人没有儿女的,可在有血亲关系的土目、土舍中寻找继承人;甚至,姻亲的其他土司或土目的儿女也可以继承。(土目是仅次于土司的军政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土司下面权利较大的一方头目;土舍是权利比土目较小的管理者或土目下面的一方头目。)

         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说,特秀公入黔之初,要么是依靠土司安德初,在他家教读安如盘,要么是奉命到水西家来教读安如盘的。

         明清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府学训导以及县学教谕、训导、嘱托,多为举人、贡生出身,由藩司指派。有关史料显示:清初,府学置教授,大县置教谕,小县置训导。教授必以进士充任,教谕、训导亦须举人。教谕,掌县学课试,督察生员。

         明、清统治者都重视教育发展,特别是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教育,如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卷六九)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诏诸土司皆立儒学。”(《明纪》卷六)同时,明太祖“科举必由学校”之文教政策,无疑地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有专家认为: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兴学校重科举的形势下,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学校勃兴,弦诵不绝。据重庆李良品统计,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止,这一地区计建有司儒学5所,府学6所,州学1所,卫学12所,县学6所,计30所。无疑问,大定府属于乌江水西,也在李的统计中。

         吴永章《贵州社会科学·明代贵州土司制度》(1983年06期)阐释:“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明代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的学校与科举之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兴旺,需要大量的教授、教谕、训导人员。吾祖特秀系四川进士,符合由朝廷直接任命为“教谕”的条件。

        再考查乾隆陆拾年(1795)孟夏月谷旦立的“皇清待浩文林郎显考彭公讳特秀老大人之墓”,碑记是以“长春、遇春、季春、时春”四公的名义做的,但却是“述”字行的祖公们做的。根据古代官制,文林郎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设置,当时是从九品上。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时废。唐武德七年(624)又置为从九品上的文散官。宋初为四十二阶折第三十五阶,直到宋元丰改制时又废除。金、元时皆用为文散官名称,金为正八品上,元为正七品。明、清时都用来授正七品文官。

    文林郎不是职官,而是散官,清朝时为正七品文官所授的散官名。

         获得封诰是光宗耀祖的事。有获得诰命的资格,但没能获得封诰,又不敢公然说是“诰命”,于是就想个办法,叫“待诰”——意思是等待封诰。皇清,就是指清朝。加个“皇”字,显得和皇家亲热,因为当时立碑的“述”字行祖公就生活在清乾隆年末。特秀公进士出生,有获得封号的资格,而无封号之实。用心良苦,祖先们留给我们后人的信息就是:特秀公是有身份的人。是大定府教谕,并见证了水西安氏“安德初→安如盘→安坤……”一段重要历程。

         故我祖特秀翁乃“奉命入大定府教督”,安如盘只是被教督的一个佼佼者(后来成为土司)。

    三、我祖特秀翁是因褒奖而奠定彭氏基业的

         彭氏入黔始祖乃叙州南溪(今之四川宜宾市南溪区——南溪县2012撤县建区)人氏。五世祖兆龙公、六世祖寿槐公家藏《述古堂珍藏·族谱家存》表述为“曾得依将白车井土寻出”; 家藏《陇西郡述古堂珍藏·金鸡彭氏家乘》表述为“曾得伊将白车井土寻出”。该文字叙述虽出于清同治七年,但各家所藏都是手抄、转抄本,无论是原文,还是手误,良举认为,都不正确。

        “依”应该是“伊”的同音通假字,按照《英汉对照汉语词典》释义,“伊(yī):助词:用在主语或谓语前面,用来调整语气,没有特别的意思。如:新年伊始、下车伊始、等;副词:表示判断。常与“匪”连用,相当于‘却是’、‘即是’。如:匪朝伊夕、匪荣伊辱、等;代词:(1)表示远指,相当于‘那’,如:伊年、梦中伊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表示第三人称,相当于‘她’、‘他’、‘彼’,如:‘吾见张时,伊已六 十’;(3)表示第二人称,相当于‘你’,如:‘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4)姓。”这里的“伊”就是“他(土目安氏)”。

    “将”应该是“奖”的近音兼形近通假字,按照《英汉对照汉语词典》释义,“奖(jiǎng):(1)夸讲、称赞,如:‘夸奖’;(2)奖励,如:‘施恩而不求报,奖善而不为功’;(3)奖励的荣誉或财物等,如:‘得奖’、‘发奖’等。”这里的“奖”就是“把……奖励给……”

    原句“将百车井土寻出”不合情理,“土”是“土地”的代称,“将土地寻出”违背常理。“土”是客观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用“寻”,它就在那儿。而且这“土”是多少,不知道,是百车井全部土地也不合理。“百车井的土寻岗”就很合理。按照《英汉对照汉语词典》释义:“岗(gāng):(1)同‘冈’:山脊、山岭,如‘山冈’;(2)土石坡儿,如‘上岗莫大意,下坡要小心’,也指平面上凸起的长道,‘胸口上肿起一道岗子’;(3)岗位、岗哨,如‘门岗’。这里的“岗”就是“山岭”。山岭就是一大片,至少是一个山冈,特秀公将“土寻岗”卖与杨氏肯定有不少的收益,也就有了在“金鸡立业”的基本。

    再结合《大定府志》、《大方县志》等考察大方渊源可知。

        大方县,原名大定县,是贵州省原设的一个县,与现在的大方县的行政区域并不完全相同,尚包括纳雍县、金沙县、黔西县的部分区域。

        明洪武四年(1371),顺元宣抚使、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加云南行省左丞霭翠归附,改顺元路为贵州宣抚司。次年,升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使,境内属贵州宣慰司领地。天启二年(1622),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挟宣慰使安位反明。崇祯三年(1630),安位降,改贵州宣慰司为水西宣慰司,安位为宣慰使,领12则溪,县境为水西宣慰司亲辖地。崇祯八年,安位殁,无子袭职,土目化沙、卧这、阿乌密等争袭不成,献地请设流官。贵州总督朱燮元遣副将方国安戍兵镇守,改则溪为州。方国安筑大方城,县城始名大方。十年,罢州,恢复水西宣慰司及各则溪。

        清初,县境内仍为水西宣慰司亲辖地,隶贵宁道贵州布政司。康熙三年(1664年),宣慰使安坤反清,次年被吴三桂平定,奏请改土归流,设府治。五年,吏部批复:大方城更名大定,以原木胯、火著、化各、架勒4则溪辖地设大定府。初隶平大黔威道,二十年,改隶贵西道。二十二年,复设水西宣慰司及阿武长官所。同年十一月改黔西府、平远府为州,隶大定府。二十六年,改大定府为州,隶威宁府,贵西道移驻大定。康熙三十七年(1698),安胜祖死后无子嗣,遂废水西宣慰司及阿武长官司,结束了土官统治。雍正八年(1730),恢复大定府,降威宁为州,与平远州、黔西州、毕节县同隶大定府。十一年,以原阿架、架勒2则溪地置水城厅,隶大定府。至此,大定府辖3州1厅1县。

    民国3年(1914),废除府治,设大定县,隶贵州省黔西道。民国4年(1615年),划县境东部之纸厂、煤洞场下街归黔西县,划黔西县之铁厂、松林等地入大定县。民国24年,改隶贵州省第四督察专员公署。民国30年,增置纳雍、金沙等县,大定县划出六、七两个区,32个联保归纳雍县,安洛河以东5个联保归金沙县。1949年后,隶属毕节专员公署。1958 2月,经国务院批准,大定县更名大方县。

        据今人侯绍庄《中国百科·水西土司》介绍:“水西历代土司对外称宣抚使或宣慰使,是元、明王朝封授的命官,对内则自称“苴穆”(或作趣幕),其妻称‘乃叶’(一作耐德),是全境最大的奴隶主和最高的统治者。其下设九扯、九纵和十三则溪土舍、土目,形成一套体系严密的行政制度,统治着全境的各族人民。全境为十三则溪,每一则溪置一穆濯为笃,由苴穆之宗亲充任,又以一慕魁镇之,犹汉代之封国。苴穆在各则溪均设官庄,耕者为官户;下级官职人员均授以土地,由各族人民耕种,形成奴隶制体系。水西归明以后,年贡方物与马匹。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势力空前强盛。……宣慰司置宣慰使3员(武职外官,明清从三品),宣慰司同知1员(武职外官,明清正四品),副使1员(正四品)和经历、都事等官。如水西宣慰司,水西既是地名,又是一级行政区划,宣慰司是水西区划内的最高官府,宣慰使是水西区划内的最高军政长官。明清文职外官府尹、按察使司按察使均为正三品。”

        今人研究表明,明清教育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颁置学田作为地方学校的固定经费和学校分布地区广阔。学田是一种特殊的俸禄方式,宋天圣元年(1023)第一次赐兖州学田。宋熙宁四年(1071)诏诸州“给田十顷赡士”。金泰和元年(1201)定“赡学养士法”。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诏江南学田每岁收入由各校自行管理。地方教育经费获相对独立。明、清继之,凡地方官学均有相应的定额学田,田租收支由学校经理。

         另一方面,明清在贵州土司、云南土司、广西土司、四川土司等边疆少数民族区域设学。封建统治者企图用教育手段感化各族黎民百姓,但客观上推动了各边远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明初大兴儒学,又于洪熙年间开科取士,嘉靖十四年(1355年)贵州单独开科,贵州人才于是涌现出来。据贵州方志统计,有明一代,全省中举人者1 145人,进士109人。到了清代,贵州中科甲的人远胜于明,不惟人数大增,而且档次提高。有清一代,全省中举人者3110人,武举1704人,进士611人,武进士103人。

    这样,“特秀翁之来黔也,系大定府管下悦服里南乡,初依土目德初,教读(教诲)安如盘,曾得伊奖白车井土寻岗,卖与杨氏,后创业于金鸡,归毕节县管南里十甲,……” 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受过我特秀公教育的安如盘,不仅是特秀公学生,更是地方土皇帝,于公于私划给特秀翁一方土地为“学田”,都可以博得一片美誉。

         应该说,这时的特秀翁已经预感到了安氏的危机,因此,毅然将安氏的“给予”卖给杨氏到金鸡立业,是远离是非、明哲保身的举措。安如盘驾崩,安坤即位后于康熙三年(1664)叛乱,安氏几乎灭门而一蹶不振、日暮西山,最终灭亡,便是明证。

         特秀公到金鸡立业后,显然是地方名流、乡绅类的尊者。考察特秀公墓地白期与宋氏祖母墓地窑坎上,都距离金鸡几十里路程,况且还要翻山越岭,一般的家庭或贫穷家庭是没有这种人力、物力来举行这种葬礼的。而且,特秀公是在生前聘请阴阳先生推龙看地才选择白期墓地和窑坎上墓地的,并答应阴阳先生安葬于自己右侧(先生的磨坟碑记一直保存到现在,彭氏后代在祭奠特秀公时也不忘祭奠先生。)。

    这样,笔者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可以给彭氏宗亲一个明确的解释:大约在明末崇祯,即清天聪、崇德年间张献忠祸乱四川最烈时期,我祖特秀翁以进士身份入黔,奉大定府教谕,在土目安德初处教读(教诲)安如盘。后安如盘将百车井土寻岗土地奖给疼特秀翁。特秀翁将百车井土地卖给杨氏后,带着家小到金鸡开创基业,成了我们这些后人的入黔始祖。

                                          

                                             2013年6月21日

                                           岁次癸巳年六月十五日

                                               于刳木堂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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