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递进迁徙过程中，“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很典型的历史事件。已有的学术研究中，对这两次社会大变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取得了重大成果，突出代表是前辈谭其骧先生，他于1932年发表了《湖南人由来考》；20世纪90年代张国雄博士出版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1995年）、曹树基博士出版的《中国移民史·明时期》、《中国移民史·清时期》(1997年)，都是悉心研究明清移民的精品佳作，具有资料丰赡、结论公允、说服力强的特色。近年来随着客家研究的持续发展，“湖广填四川”课题又成了热门。凭借前人的劳动基础，各家争相论证“麻城孝感乡”现象，进一步发掘史料，提供线索，使研究得以在辩论中推进，原先的迷雾逐渐趋于明朗，离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历史真实已经不远了。本着添砖加瓦的心愿，拙文侧重论说“江西填湖广”事实，并借以观照“麻城孝感乡”现象。
一、江西、湖广的社会人口背景
江西省的行政辖区素来比较稳定，从明朝开始就完全和现在的省境一致。适应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江西境内人口繁盛，劳动力充足，与周边邻省比较，人口绝对数与人口密度都高居前列。例如元朝至元年间(1271-1294)，江西有户279万余，口1425万余。其中饶州路有户68万余，口403万余；吉安路有户44万余，口222万余；龙兴路（洪州改名）有户371万余，口148万余。江西户口数分别占全国总户数的20.84%、总口数的24.23%，这是异常惊人的事实。经过1个世纪的演变，到了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江西有户155万余，口898万余，均占全国总数的14%以上，依然以人口稠密而著称。
鉴于人口持久众多的客观事实，必然出现严重的人地矛盾，并由此演变出尖锐的社会危机，相应地导致人口流亡，迁徙他乡的社会现象。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丘濬写出《江右民迁荆湖议》，专题论述江西人口迁入湖广（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两省）之事，他说：
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势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
丘濬(1418-1498)，琼州琼台（今属海南）人，中进士之后，官翰林，迁国子祭酒，进礼部尚书，人文渊阁大学士，居宰相高位，平日嗜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就是有安邦治国的才干和志向。这份奏疏是化精于“经世”的一例。他从分析地区差异人手，指出江右（即江西省）与荆湖（即湖广省）省情正相反对，各处一端，荆湖田多人少，江右田少人多。客观生存条件不同，必然吸引江右人流人邻境谋生。农业经济时代种田是主业，耕地是命根，农民当然向田多的所在移动，故有江西农民“大半侨寓于荆湖”的现实。造成的社会后果，站在朝廷的立场看，是田赋减少，在荆湖的江西农民“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
丘濬对江西省情全局的评议，在后来海瑞《兴国八议》中得到具体呼应。嘉靖四十二年(1563)海瑞任兴国知县，面对“民多逃窜”的县情，写了《兴国八议》，其中也说到人口向荆湖流动问题：
卑职查兴国户口，则名虽五十七里，实则不及一半……其间有有里长而全无甲首者，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户，户止存一二人者。……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虽亦佃田南（安）、赣（州），然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盖远去则声不相闻，追关势不相及。一佃南、赣之田，南、赣人多强之入南、赣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减，一身而三处之役加焉。民之所以乐于舍近不惮就远，有由然矣。
海瑞直说兴国农户流失的事实，又联系江西省的普遍情况，指出吉安府、抚州府、南昌府、广信府（约今上饶市）大片地区的农民流亡，“游食他省”。这么多人舍近求远，皆是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负担。
丘濬、海瑞两人的议论相距约一百年，宪宗成化上距明朝建立(1368)也约一百年，这充分说明江西民众流人荆湖是长时段的社会现象，是持久延续着的发展趋势。其次，他们使用“侨寓”、“游食”词语，认定为民间自发的迁移，既不是战乱时的慌张逃命，也不是官府严令搬迁的强迫无奈，因此落足点可以自由选择，过程是宽松而延缓的，完全处于适应社会需求之中。于是民户自作主张逃离，呈现为户籍册上户数明显超过实际在乡的人口，“名虽五十七里，实则不及一半”，好比收割时的稻谷，饱满的少，空壳的多。明确了这种背景，考察“江西填湖广”现象就可钝更实际一些。
以上都是从江西省的实情说的，下面再补充湖广省的一些概况。
明朝时期，湖广行省北与陕西、河南交界，南与两广接壤，西邻四川、贵州，东连安徽、江西，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行省之一。明朝天启年间( 1621-1627)，在湖广省绥宁县任县令的包汝楫，曾来回于北京与湖广绥宁之间，他写自己驰驱在广川崇谷之间的见闻，极言湖广省土地宽阔的态势：
楚魏间滨河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其开垦成畦者，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辟之利也。……然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矣。原大则饶，其然其然。……襄江道中，沿堤上下，芦荡不知几千顷。土色青黄相错，地形亦不湟，此吾乡腴田也。不识何故，弃不树艺，竟作樵渔汤沐邑。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五《风俗》中说：“自元季兵燹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黄胥来附会。”
湖广面积阔大而又旷土弥望的地情，绝非短时期所能改变，因此也是长时段吸纳人口的客观条件。江西与之比较，从洪武到万历的二百年间，耕地面积始终只有其五分之一弱，而人口却多过它一两倍，官府的有关统计数据如下：
江西省的人口数量比较湖广地区，优势地位在万历之后还保持了一百多年，到了清朝中期的乾隆年间，才被湖北超越，而湖南则是迟至鸦片战争年代，仍然少于江西。据官府档案资料，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的人口发展趋，详见下面：
江西、湖广是土地毗连的邻省，彼此的人口与土地态势松紧程度截然不同，必然引发迁出与吸纳的自然力。这是一种客观需求，导致“江西填湖广”的持久人口流动。
二、江西填湖广、云贵川的事实
事实证明，元末至清前期这次“江西填湖广”的人口流动，基本原因是江西人口众多而耕地不足，湖广则是辖区辽阔而人口稀少，迁徙的形式以民间自发进行为主流，这两点都是长时段起作用的因素。
移民迁徙的方式还有军屯。江西人随军屯田湖广，落籍定居的事例，在元末明初就有，如江西吉州吉水县王氏人籍湘潭县即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时的屠杀政策，导致湘潭“存者唯七姓，姓各一人”，而后招徕四方之人充实其地，同时实行军屯。当时的王琼以都指挥使领兵镇守，其兄弟跟着过去也成了新贵，“分屯膏腴之地”。于是，王氏凭借军政权势，占有大片良田，“虽非旧族，而支族之散处者多踞胜地，遂为县中甲姓”。所以，洪武初年的军事政治环境，使湘潭的土著居民几无孑遗，充实其地者或为军队，或为移民。尽管明朝的招徕政策是普遍性的，不分籍贯省别。由于江西与湖广地方相连，历史上两地的人们早有紧密交往，尤其是江西为当时的人口大省，数量大超平均线，而荆沏正在草莱初开之际，加上官府政策的驱使，故而迁去湖广的人自然数量众多，接踵而至。
然而，“安土重迁”的观念同样浓厚的江西人老是不停地外迁，还有一个难于抗拒的直接推力，就是田粮差役繁重。从明朝一开始，江西人民就承受“供亿更繁”的重负，以后持久不改，一二百年之后，嘉靖时江西巡抚胡琏、南赣巡抚陶谐还在上奏，力言江西“田少人多、粮繁差重”，请求朝廷减免田粮。在官府的粮繁差重之余，又有地方豪强的乘机转嫁，致使中下户的负担更加不合理，迫使他们挤入破产流亡的歧路。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江西巡按唐龙，概述江西田粮之弊说：
江西巨室置买田产，遇造册，贿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者……以致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万计，递年派粮差无所归者，俱令小民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
江西农民长期承受田粮弊害，导致破产者源源不断地加人流亡大军，他们中的一股远走隔壁的湖广谋生，一股就近逃入省内的荒僻山区，如赣东北的姚源洞，南昌西北部的华林山、醴源山，赣西南的横水、桶岗山区，这些地区皆是“官府平日不到，法度有所不加”的三不管之地，成为“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汇集的中心点，藏匿在这些地方的农民可能短时间“差役不当，税粮弗纳”，过着任便“垦山耕活”的自在日子。可是，这种化外的“好景”不长，原地的官府逐渐跟踪追捕，附近的豪强加紧勒索，逃亡者或再次陷入统治网中，或被迫铤而走险，筑寨踞守，演化成了“寇盗”，最后遭官军残酷剿杀。然后，他们的田地被没收，山寨废墟变成了新的县治，如万年县、安义县、崇义县等，幸存下来的人户重新纳入户籍赋税系统。从破产逃亡，一变为山寨盗寇，再变回为新县治的民户，实现着王守仁“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仪冠裳之地”的统治设计。事实上，这条出路并非逃亡本省山区者所特有，迁入湖广等别省的农民，也只能是“小心以奉官法，勤俭以办国课”，方才可以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下去。例如，荆襄地区的几十万流民，同样经历了由任便耕垦者演变为盗贼（被镇压的“荆襄流民起义者”），再变为成化十二年(1476)设立的郧阳府管辖之下的百姓的艰难曲折过程。
江西人迁徙湖广谋求发展，与在本省山区逃亡藏匿，甚至演变为山寨盗寇比较，存在明显的区别，政治上有官府认可的正当合法性，人数很多，却没有被视为社会危机，没有被看作盗寇而遭镇压的事例；落籍定居的所在主要是人少地广、生产条件优越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不是官府管辖很疏漏的深山区。聚焦湖北，首先是东部的黄州府、武昌府，其次为中部的江汉平原（包括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州）以及德安府、襄阳府等地。
明代黄州府管辖一州——蕲州，八县——黄冈、麻城、黄陂、黄安、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北接河南，东靠安徽，南联江西。武昌府下辖的兴国州辖区，更是毗连江西，在北宋、南宋时代同属一个大行政区——江南西路，相互关系尤为紧密。“江西填湖广”浪潮兴起之时，黄州、武昌地区随即成为首先落足之地。黄冈县民国七年修《余氏族谱》卷一的《源流考》说：“冈邑人烟繁盛，户口辐辏，考其所自，多由明初奉令从江右迁徙而来。”1945年黄冈县《高氏族谱》卷首写道：“有明定鼎之初，我祖华远公驾一叶扁舟，涉鄱湖之浩瀚，始卜居于冈邑之北上伍乡。”
麻城县民国《彭氏族谱》录存的万历谱序作者说本县人口，“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民国《蒲圻乡土志》第十八章《种族》称：“元末明初，江右民族多自进贤瓦子街移居蒲圻，近月盈千累万之盛族，皆此种类。”麻城的江西移民家族数量超过一万，而蒲圻江西移民家族的人口已经繁衍至盈千累万，足证“人烟繁盛，户口辐辏”的描述不虚。此种盛况，同样存在于湖北中部地区。
民国《松滋县志》说：“松滋氏族，问其故籍，皆自江右而来。其谱乘所载，始迁祖或宋元，或明初，即僦居于此。故老相传，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康熙志云：松滋自流民侨置以来，多五方杂处，明季徙豫章民来实兹土，江右籍居多。康熙去明末不远，故旧志所载，证以故老传闻，其言似可信。但明末至今不过百年，即衍育最繁，只能三四百户，今县中旧族，如覃、邹、余、梅等姓，或三千户，或五千户，其始迁不自明末，可断言也。”该志编者既肯定了江西移民在当地占大多数的事实，又以覃、邹、余、梅等姓人口繁盛的客观存在，否定康熙县志“明季徙豫章民来实兹土”的说法，论证迁入时间早于“明末”，是很客观平实的。
曹树基博士在《中国移民史·明时期》一书中，对明朝时期江西人口流向湖广的历史事实归纳说：在湖南，“来自江西的移民氏族在来自各地氏族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占78.5%，即使其中有一些家族是附会于江西的，但江西移民是主体移民则是不容置疑的”。在湖北，黄州府移民人口共有38.8万，其中来自江西饶州府、南昌府等地移民共有33.8万（内军籍移民为3.4万，民籍移民为30.4万），占87.1%；武昌府的民籍移民为12.2万，约有85%来自江西，计10.4万；江汉平原（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州）的移民有26.3万，约80%为江西移民，计21万；综合湖北各府移民原籍资料统计，民籍移民共有79万，其中来自江西的占70%，约为55万人。如果不拘泥于具体数字的计算，而是估量移民人口大势，他的结论是对古籍中“江右籍居多”、“籍皆自江右而来”、“江右独多”评议的量化，也是在人口学上与古人切身感受的呼应。
在“江西填湖广”的流民大潮之中，江西移民不仅只是递补着湖广人口，还有一部分直接进入云南、贵州、四川大地。历史记载说，明代中后期，江西人尤其是抚州商人多半迁往四川、云南、贵州。万历年间，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王士性说：“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王士性看到的江西抚州移民，不仅是城市中数量很多的商贩，而且深入到土府、土州，活跃于乡村，代征赋役；甚至越过境界，进入“缅莽”地区，“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
贵州的情况也差不多。清代道光初年任贵州布政使的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说：“（贵阳）明初即设为省治，迄今五百余年矣……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置产成家者，今日皆成土著。”这里所说的“江”指江西省，江西的贸易客民——商人，置于首位，该是人多势众的反映。
大量的移民资料，让我们具体认识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两个连续性的移民浪潮。广袤的湖广是因为江西移民涌进而普遍开发，而由于战乱破坏遭致人口凋零的四川，得以重新旺盛，既是湖广移民所致，也是江西移民所致。广泛流传的“湖广填四川”之说，究其实际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江西填四川，不少江西人先已移居湖广，若干时间之后再进入巴蜀，“或者说，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又与湖广人口一道，流向四川、流向西南”。
明清人口大势不是单一的东西流向。从当时人口流动的全局观察，江西不是只有人口迁出，还有不少闽粤人口迁入，尤其是赣南、赣西北地区更多，形成人口由南而北的流动。赣南的宁都县，“上三乡皆土著，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在崇义县境内，有许多广东迁移过来的瑶族、畲族人。赣西北的修水、万载、萍乡、宜春等地，明朝中后期已有大量福建农民迁居涌人，到了明末，已经“蔓延至数十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鉴于这个侧面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对象，故予略去。
三、几点余论
移民与社会变迁，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彼此依存，相互推进，而且起伏发展，长期存在。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涌起之时，并非单纯的人口流出与接纳关系。比较而言，江西、湖广、四川三者之间存在差别，江西为人口既出又进，湖广是先进后出，四川则是先出后进。江西人口在流向湖广之时，同时还有闽广移民，尤其是客家人的进入，既是流出地区，也是流入地区，因有人口的流出，减轻了稠密府县的人口压力，而山区由于人口的进入，明显加速了开发进程。流民在湖广的先期落籍繁衍，后期再向四川移民，过程简明而直捷。四川在宋代曾经是繁盛富庶之区，南宋后期由于残酷的战争破坏，迫使大批民众逃出。南宋理宗时期，文章大家刘克庄为冯巽甫写墓志铭说“自蜀有狄难，而衣冠名族避地者，布满于荆楚江浙”，并且逐渐南下粤闽，例如冯巽甫，生于蜀，死于吴，仕于粤，落籍福建，墓在莆田，没有能够归葬四川安岳县。进入江西定居的四川人不在少数。南宋末年，为逃避兵燹的四川民众沿长江而至九江的人源源不断，致使江州湓城“户口日增”，江州长官“建景星精舍，以养淮、蜀士”。嘉熙年间(1237-1240)，在隆兴府（今南昌市）城内，有“蜀士之寓此者七十家”，他们在生活上向当地官府提出了多种要求，而南昌“郡力凋薄，一有不周，便生谤言”。估计这大批侨寓在九江、南昌的四川民众，基本上都将落籍下来。如四川临邛樊氏，于宋亡之前四十年迁来抚州崇仁县落籍，在县学任教谕。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虞集，祖籍四川仁寿县，其父虞汲，在南宋末年躲避战乱，侨居江西临川崇仁，遂落籍定居为崇仁人。虞汲还曾出钱“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安顿在崇仁。南宋末年迁入江西的移民，自然是江西在元朝时期人口上升的一大因素。明朝兴起的“江西填湖广”浪潮，应该是与川人入赣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赣地西迁的成员中也会有老四川人的后代。
综观人口流动大浪，可以看出是多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起来的。主力有三股：政治力、经济力、自然力。政治力作用下的移民包括政策移民、随军移民、战乱逃移，强制性为其特征；经济力引发的移民指人地矛盾导致的迁徙（在现代则是农村富余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做工），是民众的自发性行为，在平静中移走，没有引起社会震动；严重自然灾害爆发之际，人们迫不得已逃亡，一旦灾害过去，往往还会返回故乡。分析明清时期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移民状况，江西人口的流进、迁出，基本上是经济型移民，不仅迁徙定居的稳定性很强，迁移的缘由虽然不像政治性移民有官府文案可查，但民众对故乡与新居地的描述却不隐晦，是比较清晰具体的。
移民历史中的麻城现象，有很重的文化心态意向。“四川人来自麻城”一说，有历史事实依据，非无据之谈。然而不宜偏执，走向绝对化，将几十上百万定居四川的移民，全都坐实是来自麻城县一地。如果如此看待，在事理上说不通，也将难于面对具体的家族事例。明清时代移民史上关于原籍的多个地点，如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广东南雄县珠玑巷、江西鄱阳县瓦屑坝、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福建宁化县石壁村等，都是已经加工过了的移民文化概念，不宜单纯当做地名对待。它们以具体事实为依据，同时承载着众多移民的心灵寄托，充当代表，是以移民共有的原籍故乡身份出现在社会舞台上。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移民要找一个地点当代表，又为什么会选择它，而不是别地？我认为最根本性的原因是普遍存在的劳苦小民为了站稳脚跟，谋求发展；其次是从众观念，便于别人认知来历所在。别说古代，就是在今天，数以千计的市县单位，谁能全都了然于胸。明清时代的移民们，在艰难困苦中走到陌生之地，尤其是众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农家小民，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依靠，难得社会关系为凭借，然而希望免遭旁人歧视，需要提高生存竞争能力，不由自主地找一个共同的原籍地，造成人多势众的气氛。麻城独具的优势是，既有明玉珍在重庆建夏国，称陇蜀王的威势，又有移居入川人数相对比较多的事实，自然会成为普通民众趋向的目标。五代十国时期曾有福建泉州士绅，冒称自家是淮南光州固始人。原来那时固始的王审知带着人马转战南下，进入福建，称“闽王”，故有富家大族依傍新贵，希图得到新的政治庇护。明清时期的移民大众，依赖劳作为生，不存在寻求政治靠山的主观条件，而迁出地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鄱阳瓦屑坝，该是江西移民愿意选择的一个目标，其经济性的考虑更突出。鄱阳县为饶州府治，唐宋时代是饶州州治，从古以来就是鄱阳湖东部地区的航运交通大码头，具有政治中心、经济重镇、文化名区的社会声望。景德镇瓷器外销中华四裔，全都要经由昌江运到鄱阳，再换装大船，进入鄱阳湖航道，转长江而去。由于长年累月的卸载与装船，破损了的瓷器碎片堆积码头河滩，成了一道白花花的瓦屑坝。景德镇瓷都的名望，鄱阳船码头没日没夜的繁忙，来往的流动人口多，社会知名度高，移民们把它选作原籍地，将可能博得人们钦羡的眼光，倘若说自己是来自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就可能被人瞧不起，也可能使对方不知是在何方。更何况在湖北的江西移民，来自饶州府的约有19万，与南昌府大体相当，共居首位。于是，鄱阳瓦屑坝成了移民不约而同的出发地。
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广州市番禺区的钟村菜市场，有不少外地人卖菜的小地摊，其中一对湖南邵阳来的壮年夫妻，每天很早就铺开了摊位，经营七八种蔬菜，在玉米堆上插起“台湾产”招牌，说是从台湾进口来的。对此，我表示怀疑，他们见我十分认真，便说是邵阳家乡的品种。我问：“为什么不直说呢？”答：“邵阳有谁知道啊。”“你的东西好，邵阳不就跟着出名了。”“我希望生意好做呀！”追逐时尚，扩大销售，在情理之中。还有，一位安居白领阶层子女家中的中年人，来自江西余江县，却告诉别人是鹰潭市。这是谎话吗？不是。是想让对方容易了解。余江与鹰潭比较，是不见于媒体的无名小地方，在行政区划体制中，今天的余江县隶属于鹰潭市，选用响亮的、更高级别的地名，表示自身来历，无可厚非。这些眼前的生活小事，对理解古代移民的心态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返观明清时代的移民大潮，可知是社会合力促成的。移民潮流的出现，减轻了这方的人口压力，弥补了那边的劳动力不足，有利于各地经济恢复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加快了文化交流，对国家大统一，提高中华文化总水平，大为有益。历史性地评估四五百年以前低下的社会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初中生仍很珍贵），民众知道的行政区地名极其有限，为衣食而奔波劳碌者，占移民群体的绝对多数，寻求最低下的安生环境，是他们生活的重中之重，跟着别人说事，附会原乡地名，十分自然。那个年代所谓的郡望、乡贯，对士人来说，是关系科举考试的大事，绝不能马虎填写；可是，落在耕垦劳作的农民大众身上，却是无关宏旨，随便写一个都可以。他们最关心的，是开垦的田地能否算作己业，能不能在当地落籍，尽快获得官府认可的业主身份，因此认真写定居地，县乡村都很明白。由此说来，“麻城孝感乡”之类的说辞，其文化认同意义，远远超过历史资料价值。它们确是移民文化中的历史现象，它是真实的、经过提炼的移民观念，对今人考察明清移民历史有启发性价值。当我们探讨移民大潮的来龙去脉、起伏浪花，却不能囿于这些流行话语。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只有尽可能多侧面地描述，才会更接近逝去了的生活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