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尔宁，当时只有二十八岁，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于1940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进入自然科学院。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以把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的感情，在学院墙报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没想到就是这一寓意美好的比喻，却让他成了“特务”。因为，在康生以及那些整人者的眼中，这“向日葵”的“日”竟是心向“日本”，而他又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必然是日特兼国特。于是，给他定案、审查。“审讯的人分为三批，轮流休息、吃饭，而被审的人不能喝水、吃饭、睡觉，甚至喘口气的时间也不给。”

　　彭尔宁就是这样承认了自己的“帽子”，并成了当时指导这场运动开展的纲领性小册子《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典型。

　　虽然后来毛泽东同志觉察到整个事态的严重性，立即纠正并当众脱帽鞠躬致歉，彭尔宁仍然不能得到平反；虽然被放了出来，也安排了工作让他生活有出路以示宽大，但仍然顶着“特务分子”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后，他才得以平反。

　　李维汉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失足者抢救运动”时我们政治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愚蠢的。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此语当如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