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姓氏文化。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的社会治理结构，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的姓氏文化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断裂了150年。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来，也就是科学文化进入中国以来，我们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文化路线，传统文化几乎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这个是其一。其二即使是进入我们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被西方的文化所肢解，所以，现在从学校里面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被西方的学术范式所篡改，或者说所肢解的文化。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姓氏文化的结构，使得大家对中国的姓氏文化有一个较为框架、梗概的一个认知。

我们知道人类都面临着三个重大的关系，一切文化和文明都建立在这三大关系的处理上。第一层关系叫做人与自性的关系，或人与神、道、空性的关系，儒家就是解决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儒家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就是人心与道心如何能够和合一，这是人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东方人、印度人还是西方人，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构成了我们的信仰与宗教。第二个是要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人际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我们面对自然界和我们创造的财富，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任何一个人都处在这三重关系里面。

人类有三大文化体系。一是西方的科学文化体系，二是印度的禅学文化体系，三是中国的易学文化体系。在三大文化系统里面，处理三种关系的态度有所不同，依此形成文化差异。印度文化起源比较早，他们是以人与自性的关系来统摄其他的两者关系，所以它建构的社会是“宗教社会”，它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叫做“种姓社会结构”，而“种姓结构”的核心实际上是宗教，也就是由人和神或人和自性的关系决定其他两种关系。种姓隔离是印度社会的特点。这个是印度社会。

西方社会一开始就把人与物的关系放在首位，或者说人与财富的关系作为社会文化与文明建构的基础，他们以财富和权利的拥有，划分社会结构。所以西方社会是“阶级社会”，社会划分为有财产的和没有财产的，有权利的和没有权利的，阶级对立是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所以以人与物的利益统摄其他的两个关系，这个是西方社会的情况。

中国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来统摄其他两个关系。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信仰的人与自性，利益的人与物都是由血缘姓氏关系来统摄。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因炎黄会盟而建立（实际上还有蚩尤），以会盟为基础建构国家形态，奠定文明。这个文明结构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学过西方的历史，就知道它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还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接受的都是这样的史观和印象。在我们中国则不同。三个部族交战之后，胜利者没有把战俘和失败者变成奴隶，而是采取了共和，就是我们历史上说的合符会盟。即使是战败者蚩尤，胜利者也没有把他的部族杀掉，也没有把他变为奴隶，而是允许他自由迁徙，他们就是现在的岭南人，就是我们的苗民，苗民的祖先就是蚩尤部的“九黎”，“黎民百姓”的概念由此而来，百姓就是炎黄得姓的部族，黎民指的是没有得姓的九黎。中华文明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形成了“部族共和”的文明体制，后来演化出夏、商、周三代的“贵族共和”文明体制，以至于秦以后的“君臣共和”体制，这些体制都是建立在最初的合符会盟的基础上。炎黄会盟以后，中国文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形成了血缘共和体，姓氏是血缘文化系统，是血缘文化的符号。

黄帝以前，中国是母系社会。那个时候有文化，没有文明。建立了国家以后，才形成了文明。所以我们的姓仍然有母系的痕迹，凡是我们姓氏里面带女字旁的都是母系原始流传下来的姓氏，从父系以后我们改成氏族。为什么要区别血缘系统？皇帝说：“同姓结婚，其子不繁。”所以，在我们的姓氏社会，同姓是不结婚的。当然，现代遗传科学也可以证明。所以中国社会群体划分是依托于血缘姓氏而划分。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利益。我们建构的社会叫做“百姓社会”。基于农耕文化，我们建立的文明叫做“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组织的基础就是血缘姓氏。这个社会结构和西方的阶级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从基础社会结构出发，建立的社会治理体制也就完全不同。我们采用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西方的专制制度。中国人的制度是“百姓共和制度”。所以，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是解释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的。长期以来，我们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建立不了民主政治，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西方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民主政治产生于“市民社会阶级结构”，共和政治产生于“百姓社会血缘结构”。这是原因所在。

中国人采用的是“百姓共和结构”，就姓氏而论，是没有阶级性的。一个有财产的人可以姓李，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也可以姓李。在宗族的内部有财产的和没有财产的是具有同等地位的，所以这个基础就形成了中国的社会治理的根本基础。1840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基本上都断裂了，我们从西方引进了社会治理的理论和体制，所以现在情况是有点乱。我们是在百姓社会结构上，安上了西方的社会治理体系。百姓社会乱了，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又落不了地。中国按照血缘姓氏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是“人情社会”，西方按照利益建构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印度按照宗教建构的社会，叫做“种姓社会”，这三个社会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石就是血缘姓氏文化。

那么，从国家文明主权的意义而言，印度的“主权在教”，西方“主权在民”，中国的国家“主权在家”，中国文化里没有单子人假设。所以中国形成的社会治理结构叫做“家天下”。依托于此，中国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结构。自炎黄会盟到清朝，形成的体制都是“家国同构”体制。

第一，从中国文化信仰来看。现在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不是中国人没有信仰，是现在中国人丢失了传统信仰，不是中国的古人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的根源是易文化，易文化是什么信仰？是“天道与祖先的双重信仰”。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反映，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会说“我的天那！”这个就是天道信仰；或者说“我的妈呀！”这个是祖先信仰，那么在儒家系统里面说天道和人道，说“天道远，人道迩”，那么人道是彰显了天道，天道的运行要落实于人道，从文化信仰的意义上，天道信仰落实于祖先信仰。所以，中国文化是依托于家祭、家教、家风、家训和宗族太庙、祠堂而传承。

第二，中国社会治理的结构主权是在家族，而不是个人。中国人在人的概念里面，没有（单子人）假设，而西方的社会治理是建立在单子人假设的基础上。中国人的权利、义务的承当全都在于家族。无论是社会公权利，还是宗族私权利，它承当的基础全都是家族。中国古代有王室、公室、士室和庶室，或皇族、贵族、士族和庶族。每一个族群都是家族组织形态。“三纲六纪”的宗族姓氏血缘划分的基本结构。把“三纲六纪”统和在一起就叫做一个家族。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理解的家不是三口、五口的小家庭，而是家族的概念和宗族的概念。西方公权力由单子人选举产生，中国公权力由家族拥戴产生。家族为承担社会权利、责任的单位。

我们知道，中国三代时期采用的制度叫做“世亲世禄制度”，就是以家族的形式来承当国家的权利。举个例子，中国历法的测量与编制，由哪个家族承担？由伏羲氏的后人羲和氏承当。如果我们读中国原本的历史，可以看到，羲和氏从夏朝到周朝，都在执掌中国的钦天监。钦天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天文台，因为中国的农业社会是离不开历法的，所以，政府向民间输出历法是重大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却由一个家族承担。比如史官制度，在三代时期，都落实在了太史氏这个家族上，他们是仓颉后人。在黄帝的五个大官署里面，他执掌史官，并创立文字。

第三，我们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有产权，我们中国的产权是“家国共有产权”。从终极所有的意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天下共有所。但是，财富使用权落实于家，是家族共有，而在家族内部也并不进行产权细分，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家国同构”。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我们的社会治理全部是家国双运行结构。

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军队，也是“家兵体制”。所以，打仗时，我们看到那个帅旗和将旗写的是将帅的姓氏。中国自建立军事体制以来所采取的军事结构就是家兵体制。所以诸侯以家兵襄助天子，来共同拥戴天子；天子也以其家兵——皇军，统摄诸侯的军队。所以我们都说“上阵父子兵”，战斗力会非常的强。

所以，无论是从宗教关系、人际关系、财产关系三个方面，中国都采取了姓氏血缘的家族治理形式。中国有两层大祭司，一个是天道的祭祀，二是祖先祭祀。皇帝到泰山上祭天、祭地，或者说北京天坛、地坛祭祀。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太庙，那就是供奉着你的祖先。比如李家太庙在安徽的六安，祭祀皋陶。每一个宗族都有他的祠堂，祠堂上面有宗庙，宗庙上面有祖庙，这样就确定了个姓氏的祭祀。所以，血缘姓氏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真实的基础。

我们今天建立姓氏文化联盟是个大好事，希望联盟能在返本开新的理念下，让广大的姓氏文化研究者深刻理理解中国姓氏文化，在推动姓氏文化组织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能为未来的社会治理提供一种思想和组织资源。谢谢大家！

（本文是李漫博先生在2016年12月10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姓氏文化联盟成立大会暨中华姓氏文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