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家谱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主席早在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中共中央1984年国档字第7号文件又指出：“研究宗谱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国家的支持和指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谱学著作。如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王仲荦著《鲜卑姓氏考》，陈述著《金史氏族表》、《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等，高文德、蔡志纯编著《蒙古世系》，又有《彝族谱系》，均仅限于局部的少数民族姓氏。可是到了“文革”时期，凡是谱牒被一些人视作封建产物加以焚毁。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此时对家谱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停顿了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谱牒传统文化是个无价的宝藏。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由于海内外人员交流增多，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则对家谱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姓氏学和家谱学才渐次复苏，家谱研究这方面的书也逐渐多了起来，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一姓的史书和家谱，可谓“阳春吹遍草初绿”。中国的姓氏学和家谱学才由渐次复苏，走向繁荣兴盛的大趋势，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
           第一，开展了中国家谱资料的整理利用工作。
           国内一些大学和图书馆自1980年代开始了开发整理馆藏家谱的工作，经过数年时间，编撰出版了一批《中国家谱目录》书籍，不仅著录了家谱的谱名、责任者、版本年代、册数等，而且还撰写了该家族的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历代名人等项内容，以及该谱的特色、谱中有价值资料等，为读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如《中国家谱总目》于2000年6月正式立项，上海图书馆作为牵头、总汇和总校单位。在长达九年的编纂过程中，得到海内外近600家中国家谱收藏单位、数以千计的私人家谱收藏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副主编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以及各编委单位的通力合作。《中国家谱总目》所收录的608个姓氏中，条目超过2000条的姓氏有陈、张、王、刘、李，超过1000条的姓氏有黄、杨、吴、周、林、徐。涵盖了北宋编纂、流传最广的《百家姓》中收录的绝大部分姓氏，并且还多 了168个姓氏，其中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姓氏。又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1992年编著《中国家谱目录》，本目录收录该中心所藏微缩胶卷族谱776盘，涵盖族谱24562册，著录姓氏251个，族谱2565种；再如南开大学、中国档案局、中国社科院联合编纂《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本书共收录中国族谱14719种，收录族谱年代截至1949年，包括各种未刊稿本、抄本、单行刊印本及丛书、文集本；再如王鹤鸣2000年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本书以收录上海图书馆馆藏线装族谱，兼及部份其它装订形式的旧修家谱，以具有家族世系的谱牒为主，收录319个姓氏、11790种族谱。提要内容，除基本书目数据外，另含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卷次内容等有价值之数据。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加强了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为学术界开发利用家谱资源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矿藏分布图。
          第二，开展了馆藏家谱资料的研究开发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谱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成果。不少论文从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入手，对一些名家比如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通过对这些名家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家谱研究这方面的书也逐渐多了起来，如邢永川的《中国家族谱纵横谈》，陈连庆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徐俊元等的《贵姓何来》，严扬帆的《新编千家姓》，黄玉钊主编的《客家姓氏渊源》，曾海丰主编的《梅县客家姓氏源流》，张效禹等的《台湾百家姓与大陆源流》，庄为玑、王连茂编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张展超的《民间百姓通》，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等等。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对家谱的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 开展了家谱史料多学科的研究应用工作。
           从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着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在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每一个血缘家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这些家族所独特的风俗礼仪和家族文化等。山西社科院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仅开办了具有特色的新兴学科——姓氏谱牒学研究，而且创立了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创立后，在全国各地拍摄了2800余部家谱资源的缩微胶片，编制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为从事姓氏谱牒研究积累了第一批可贵的资料。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学科的自身建设，发表、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著。主要有：《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五彩缤纷的中国家谱》、《家谱、寻根与引资》、《中国大陆家谱收藏与研究概况》、《明代谱学概论》、《谱牒学研究的任务》、《姓氏总论》、《家谱》、《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家谱的产生、发展、体例内容、存世数量、收藏情况及学术价值，介绍和评述我国大陆家谱收藏与研究概况的重要论著。
         （二）当代中国在家谱续修方面出现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1980年代的一些农村，开始时兴祭祖、续谱、修坟，特别是续修家谱的家族也逐渐多了起来。值此盛世，许多家族日旺，但或谋生计，或图进取，携家带眷四方迁徙者日多。一些家族中的有识之士，在他们的主持之下完成了家族家谱编修之事。这些修谱者有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甚了解，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限，于是就难免会在编纂家谱过程中存有某些不足，从而留下一些自身的一些特点。正因为大部分修谱者自身的局限，他们修谱更加强调实际的表达效果，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达意”即可，而不会介意表述的方式是否合乎传统的形式。由于这些修谱者文化水平高低不一，由此，编修之家谱质量有高有低，家谱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行文格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总的来说，积极性很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到了1990年代，续修家谱之风开始普及和盛行。这其中除了家族意识在起作用外，许多台湾同胞和华裔、华侨，他们到大陆寻根追祖，往往通过家谱来寻找其血缘关系，他们把家谱视作命根，加上中国家谱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成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续修的家谱也就成了这些家族自然而然的事了。现在编修的家谱与传统家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的将家谱编成一部姓氏文化史，对族姓源流详加考订；有的加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如将族中捐款供“希望工程”、义务赡养孤老、为村民无偿服务等“善举”悉数纪录下来，以晓喻后代；有的在“家规”中提倡爱国主义，维护邻里团结；有的添进许多现代化的图像资料，成为记载新风貌的有效载体。但也不应回避新修族谱中的问题，而应加以正确引导，要扬弃封建迷信糟粕，发扬中华民族爱家爱国的优良传统。由於家谱是族人血缘关系的记录，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国家也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管理，因此，民间家谱的编修就成了自流状态。归纳起来，当代中国民间家谱的编修，大慨有以下四个发展趋势：
            第一，家谱编修的一个趋势——是修谱方法由“小宗之法”修谱向“大宗之法”修谱的方向发展。如四川是一个移民省分，因在元未明初以至清朝初年，由明清朝庭分别两次发动的旷世悲壮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运动。入川后的各姓氏家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清初移民之时遗失了明代族谱，入川后无谱而重新修谱；二是清初入蜀时所带家谱，受匪患一炬而焚之，因无谱可稽而修谱；如四川兴文彭氏在《彭氏族谱》序中称：“遗憾者，辛亥革命初成，政基未奠，永宁地属川滇黔犬崖交错之地，匪势猖獗，祸患频繁，峰烟告警，田土荒芜，烧杀抢劫，枕席不安，人民受灾深重。甲寅乙卯（民国三、四年）之年，匪患更甚，大匪小匪，互相残杀，我梓里房屋，被匪患一炬而焚之，幸免者只有零散之家，不过十之一二矣。我族之木刻远传家谱，就因此而遭灭殁，致祖先之流芳事绩无稽，家族之兴范失序，是我后嗣子孙沉痛的遗恨。”三是明代族谱在明末清初因战乱散失外地，入蜀落业后又返回原籍抄来族谱，有老谱资料后，重修家谱，但这只是个别情况。大多数家族因无老谱只得凭先辈口授传闻，或记录的零星有关材料修谱。因此，各姓氏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续谱，由于只有零星世系材料，加之修谱的人文化水平不高，或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迫，一般都是按“小宗之法”修谱，至多不过五代。而在现在的条件下，由于修谱之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加之经济条件改善，修谱的资料信息来源渠道较多，而是按“大宗之法”修谱，家族世系少则四五十代，多则一百多代，而且内容吸取了历史上编制家谱的精华、弃其糟粕，将家族世系及每人的生卒年月、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记载下来，还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将家谱记载的内容加以了发展，成为家族中维系血缘关系及记载家族历史的珍贵人文材料，以代代相传。如四川兴文李氏修谱，修谱主编是一位中学教师，在收集家谱资料下了少功夫，所修《李氏族谱》涵括了清代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内容比较全面，该谱涉及历代谱序、凡例、名士、字辈、本源、宗祠、世系、世系录、事略、行状、墓志铭、杂着、赞、规约、世系图、考、先世文翰、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等诸项内容。李氏渊源从黄帝写到得姓始祖李利贞，又从李利贞写到李耳、从李耳写到李渊，从始祖李利贞至唐太宗李世民，已是57世了。又从李世民写到湖广孝感入川始祖李元仲，再写到现代族人。这种按“大宗之法”修谱的家族，现在是不少的。由于这些家谱是移民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自为书，家自为说”，其内容大体追溯原籍祖先，详记入川之始，详记各房人生卒住地，有的大姓宗谱记有人名人传记等。由于谱牒中记载有关姓氏世系、源流迁徙、人口消长、民族、名人事迹、世文著作、墓冢位置等，且祥实于其他史书，是研究人口变迁、风土民情、著作佚文、文物考古的珍贵资料。
         第二，家谱编修的又一个趋势——是修谱体例由过去老家谱格式向多元的新类型家谱方向发展。现在编修家谱在体例上，除了传统类型仍占大多数以外，还出现一些新类型的家谱：一种类型是有的地方将大量家谱的内容写到《村志》中去，这种情况各地都存在，但以江浙一带居多。《村志》内容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先写本村的历史沿革，历朝发生在村里的大事，再写本村的现状，包括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名人、风土人情等；后一部分写本村的姓氏，内容有“人口篇”“世系篇”， 记载有关姓氏世系、源流迁徙、人口消长、民族、包括宗祠、世系、世系录、事略、规约、世系图、先世文翰等。如《河头村志》收录了52个姓氏。有的就直接称为“某氏”村志，如江西南昌就有《万氏村志》。二种类型是以家族史的形式出现的家谱。但是一直以来，谱谍的写作形式，仍然是一样的模式，一样的面孔，除了具有史科价值之外，而在家史的多样性和可读性方面，仍值得商榷，这种抽离了历史背景和姓氏人物活生生的性格，而使原本生动而丰富的姓氏历史，阅读起来变得味同嚼蜡，甚至影响到后人对本族历史真实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一些修谱人思考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因此改变家谱写法，创作内容已遍及历朝姓氏人物和事件，对写作的切入点也愈加富有创造性和探索性，姓氏谱史从题材到写法都得了一些实破。这些姓氏谱史正受到读者的喜爱。如国内有已经出版的有《郭氏史略》、《程氏史略》、《枫川陈氏族史》等，这是以家族史的形式出现的家谱。我也曾在近年来写了两本家史：一本是《彭氏春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彭氏家史》，内容写了20回，第二部分为《彭氏族谱》；另一本是《大彭史记——中华彭氏通史》，内容写了60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已印刷二次），此书按照中华彭氏的发展进程，从溯源寻根，主干世系，人物业绩，流布名门，仁人贤达，文化典籍进行客观记述。深入地寻绎彭氏历史中所蕴藏的宗族智慧，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阅读上的兴趣，此书已成为读者欢迎的畅销书。
         第三，家谱编修的另一个趋势——是修谱范围由一房一支家族的支谱、宗谱向一县或全国若干支家族合谱、通谱、世谱的方向发展。在当今盛世，不少家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许多祭祀祖先的联谊组织，为团结宗亲创建和谐世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许多家族都成立了联谊组织。如中华邱氏家族，自1990年代在深圳成立《中华邱氏宗亲联谊会》以来，就以她那旺盛的生命力，活跃在邱氏历史文化的论譠上。特别是为了增强邱氏家族的凝聚力，作出了编修合族通谱——《中华邱氏总谱》。总谱分为若干分谱。总谱总编室只负责设计《中华邱氏总谱》封面和编写“总谱序言”。“总谱序言”指出：“总谱总编室不对分谱进行审查”。封面和“总谱序言”都放在每部分谱的前面。分谱一般以县为单位的邱氏宗亲组织班子负责编修。如四川泸县邱氏家族编写的《中华邱氏总谱——泸县分谱》，共收录泸县五支邱氏（他们都是在明清不同时间迁到泸县来的）。对原族谱及家史资料进行重新撰写、核实修订，分谱中吸取了故谱纂修之长，也改进其不足之处，在记述某公生于、死于、葬于外兼记生平，分房序列，使嫡派纵派一目了解。其内容除按照统一设计的《中华邱氏总谱》封面和附上“总谱序言”外，内容已较全面，涉及历代谱序、凡例、本源、名士，泸县五支邱氏世系、世系、字辈、宗祠、世系、世系录、事略、行状、墓志铭、杂着、赞、规约、世系图、考、先世文翰、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等诸项内容。其实，《中华邱氏总谱——泸县分谱》本身就是一个县范围内的五个宗族的合族通谱。中华邱氏家族编修总谱的这作法，由于将分谱放到县一级的范围去编写，在号召族人、收集家谱资料和资金筹集等方面可操作性强，容易被族人接受。
         又如中华孔氏家族，在民国谱修成60年后，于１９９８年启动了《孔子世家谱》第五次续修工作，由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孔子第７７代孙孔德墉，这名８０多岁的香港商界人士，承担起《孔子世家谱》续修的重任。他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４５０多个续修机构，收集族人资料。耗资千万、历时十年的第五次《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已于2009年全部完成。续修的《孔子世家谱》全谱共八十册，四十三万页，约二千万字。新登记孔子后裔人数已超过１３０多万人，加上原民国谱中的近６０万孔子后裔，新谱后裔总人数超过２００万之众。根据《孔子世家谱》最新登记情况，从二千五百多年前至今，孔子世家已繁衍至八十三代。《孔子世家谱》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各代遵循着既定的辈分，比如75代为“祥”，76代为“令”，77代为“德”，从名字上就能知晓这一支繁衍到哪一代。孔子后裔的辈分从56代以后是预先排定，目前已排至105代。新谱与旧谱相比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家族女性族人、少数民族、外籍孔子后裔首次录入家谱。因通婚或生活所迫变更为回族、苗族、水族、哈尼族、景颇族、土族、东乡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后裔，还有旅居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外籍后裔近四万人录入家谱；二是家谱信息量增加，旧谱只收入姓名，新谱增加了性别、配偶、学历等个人信息；三是实现数字化，建立数据库，并被赋予分类统计功能，对研究儒家学说及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都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四，家谱编修的再一个趋势——是修谱的载体由书面家谱向电子家谱和书面家谱共存的方向发展。近年来网络分布广泛，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快捷、方便的联络手段。“电子家谱”的出现，“姓氏网站”的诞生，家谱在网上的“动态更新”和在网上浏览家谱已成为新时尚。用计算机网络汇总“炎黄子孙脉络”就有了可能。在数字化家谱时代，家谱库变成了数据库，家谱资料在数据库中的排列是列序的。但当我们给它一个指令时，他们却能以极其有序的方式显示和输出。在数字化时代，利用高科技手段对中国家谱进行保护、收集和利用，从而给家谱材料的真实性和可利用性创造条件，是中国家谱开发的新思路。21世纪现代家谱的编修，应逐步趋向于数字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将给家谱的整理与利用带来巨大变化。
        家谱数字化实际上是通过扫描或文本的方式，将现存纸质型家谱资料（包含文字、图片）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化储存，以便于保存、阅读和网络传输，读者可以方便地在不同地点同时通过计算机来阅读和检索。数字化处理后的家谱文献，有如下特征：家谱信息容量大；数字化后的家谱资料可以包含图文、声像等内容，极大地增强了可读性，内容也更丰富；相同的储存容量相比，数字化存储的家谱资料成本更低；由于数字化家谱信息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能够允许若干查询者同步利用同一份家谱文献，因而，家谱信息的利用率可大大提高；与网络相连接，还可以实现远程传输，达到家谱资源共享的目的；能避免家谱原件因长期或永久保管造成的自然或人为损害，从而延长了家谱文献的生命。从以上特征来看，家谱文献的数字化处理绝不仅仅是将纸张载体变成电子形式的翻版，而是将其原有内容与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完美结合，使之成为公众学习、研究的信息宝库和有效工具，它奉献给读者的是过去渴望而不可求的丰富、准确的知识与家谱资料。由于家谱数字化能够带来这么多好处，因此，国内外家谱的数字化工作已呈蓬勃发展之势。然而，由于国内外，尤其是中文与外文家谱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不一样，再加上国内外科技发展水平、资金投入、社会需求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家谱数字化的道路也不一致。加快中文家谱数字化进度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投入。因此，相关人士应该改变观念，将目光由一个单位、一个家族、一个姓氏投射到全社会中去，以吸引全社会的关注，将社会中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而数据库建设是中文家谱数字化的基础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是全文数据库的建设。在当今资金、技术、人力等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一批专题数据库，如人名数据库、目录数据库、文化与著述数据库、宗族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等，同时，加强各专题数据库之间的沟联，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专题数据库的效用。在条件成熟时，再行开发全文数据库。建立和完善中文家谱数据库标准。选择和开发合适的软件，进行数据库规范化设计，使建立的家谱数据库具有易用性、可扩展性、关联性、详实性等特征。
        由於中国家谱是各民族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它对研究我国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值得我们倍加保护、珍惜和传承。
2013年5月24日